宜昌的肩上，几乎背着整个国家的重量

“中国不会亡，因为有千万个宜昌在！”

1938年10月，著名戏剧家曹禺在西迁入川途经宜昌时，在码头栈道的木板房里为抗战剧《全民总动员》写下这样一句台词。

80多年前，发生在宜昌的一幕幕抗战壮歌，仿佛就在昨天。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宜昌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誓死抵抗日寇入侵，一次次粉碎日寇灭亡中国的妄想，肩负起民族救亡的希望。

正如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政论片《胜利》中所说——宜昌的肩上，几乎背着整个国家的重量。

宜昌，抢运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这是一场充满浩然正气的民族救亡行动。

9月1日，夷陵长江大桥上车辆川流不息，大桥下巨大的“宜昌大撤退”主题雕塑熠熠生辉，定格下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记忆。

1937年，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随后宣布迁都重庆，长江水道骤然成为中国战略存亡的生命线。随着日军逼近武汉，地处长江三峡东口的宜昌聚集了大量西迁的人员和物资。

3万多名待转运人员、9万多吨待运器材滞留在宜昌，宜昌又面临着驻武汉日军的飞机不停飞临投弹。

更严峻的是，自10月中旬起，长江上游仅有40天左右水位能通行较大轮船，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运输入川。这意味着，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而依当年运力，全部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

爱国企业家卢作孚投入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并征用850只木船，征集3000名搬运工、上万名三峡纤夫，与各界一起开创性运用“三段运输法”，在枯水季来临前成功运走了所有人员和货物，被誉为“东方的敦刻尔克”。

不久前，中国第100家央企——中国长安汽车成立，其前身就是从宜昌转运而上的第21兵工厂。从宜昌大撤退运走的是当时全国兵工业、航空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精华，最终保住民族经济最后的元气，为持久抗战提供了坚强后盾。

叶圣陶、老舍、曹禺、郭沫若以及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一大批文化精英也是从宜昌转运，成为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

宜昌码头启航的船只必须每船附带50名难童，宜昌共向重庆转运难童15000余名，尽力保留住了中华民族的血脉火种。

事后，卢作孚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说：“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宜昌，粉碎日寇进攻大后方的幻想

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抗日史诗。

初秋时节，峡江大地宁静祥和，岁月静好。

石牌要塞旁三峡人家风景区游人如织，只有碉堡的炮口依然凝视着东方。长阳高家堰太史桥下，三五市民小憩，哗哗流淌的丹水依稀回响着往日拼刺刀的呐喊。当阳半月山下丰收的景象映入眼眶，只有山间的遗址仿佛还能听见新四军昨日激烈的枪声。

1940年6月，枣宜会战爆发。中共地下党员、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其文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记述：

日本方面从前线司令官到大本营对是否要确保占领宜昌进行了激烈讨论，日军占领宜昌的第二天，德军占领巴黎，在这种形势下，日军更迫切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日军统帅部和“中国派遣军”中的许多人主张：占领宜昌可以给重庆蒋政权更大威胁。

在6月15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海军报告了海军航空队轰炸重庆的问题，并提到把宜昌作为中继基地有极大的价值。天皇问：“陆军对宜昌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日军最高层决策长期占领“战略要地”宜昌。自此，日军与中国军队围绕宜昌反复争夺。

1941年，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驻宜日军被抽调参战。其间，中国军队为解围长沙反攻宜昌曾一度攻进城内，逼迫守军日军第13师团长内三英太郎焚烧军旗和机密文件并做好自尽准备。因为不敢违抗天皇的命令，日军最终依靠投射毒气弹和攻击长沙的日军回援才得以继续占领宜昌。

1943年，日军发动鄂西会战。多路日军从宜都、五峰、长阳等地向扼守长江的石牌要塞攻击。在曹家畈高家岭上，双方展开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白刃战。此战，我军一举击败10万来犯之敌。7月9日的《新华日报》发文称，石牌保卫战中中国江防部队“英勇作战的战斗精神”，“差堪比拟斯大林格勒的英勇守军！”

此后日军始终被压制在宜昌以东，宜昌成为其“攻击重庆的最西终点”，保住了西南大后方的安全。这是宜昌在军事防御上的核心贡献。

石牌保卫战后，日军已无力从宜昌西进，只能调整战略，从广西、贵州方向进逼重庆。

以宜昌城和附近山区为界，双方开展长达5年的相持对峙，成为全国坚持最久的战线之一，直至迎来抗战胜利。

宜昌，抗战史上的一座丰碑

程锡勇，宜昌市档案馆四级调研员，长期从事宜昌历史研究。

他认为，宜昌以无畏的勇气与巨大的牺牲，全方位、多维度地支撑着全国抗战大局。它既是物资转运的“生命线”、抵御日军的“桥头堡”，又是信息传递的“中枢神经”，与连接国际援助的“桥梁”，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抗战枢纽城市”。

程锡勇说：“宜昌的抗战历史，是中华民族不屈抗争精神的生动写照，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

陈晨，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师。她认为，宜昌的抗战地位并非单一的“前线城市”，而是交通枢纽、军事屏障、物资转运中心的“三位一体”——它是中国抗战“生命线”的咽喉，是保卫重庆的“东部门户”，更是中日相持阶段的“战略锚点”。

陈晨说：“从‘宜昌大撤退’保住抗战家底，到‘石牌保卫战’守住大后方安全，再到长期成为中日拉锯的一线，宜昌的每一个历史角色，都直接关系到中国抗战的走向。因此，称宜昌为‘抗战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毫不为过。”

仅凭“东方的敦刻尔克”和“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就足以让宜昌彪炳中华民族史册。

宜昌，传承不息的抗战精神

1940年，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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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灵柩途经宜昌运往重庆时，全城十万百姓自发涌上街头，含泪迎送。尽管敌机临空轰炸，但悲愤的人群无一退缩躲避。

这种全民同仇敌忾、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令敌人胆寒。

宜昌沦陷后，中共在宜昌周边建立的敌后战场，从侧翼牵制了日军，是宜昌抗战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1年2月，日伪军调集5000余人合围在宜新四军部队。在这次反“扫荡”中，襄西地委决定主力部队跳出根据地，寻机歼灭日伪军。

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襄西独立团、新四军5师第15旅在宜昌以东、汉江以南地区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面积达2300平方公里、人口30万。

这些敌后武装通过游击战、破袭战等破坏日军交通线、袭击据点，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使其无法集中全力西犯重庆，同时保护了当地民众，构建了“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协同防御体系，是宜昌对中国抗战敌后牵制作用的直接体现。

时至今日，抗战精神仍传承不息。

建于2016年的南边抗日将士陵园，长44米、高8米的纪念墙庄严肃穆，陵园中植松柏等常青树3000株，寓意3000抗日将士英灵安息之所。

9月2日，三峡大学附属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伍家院区内鸟语花香，院内安葬有“第一个击落日机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高志航，他的雕像前每年都有无数师生和市民前来祭扫、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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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发现的抗日将士墓进行保护和修缮，彰显国家对历史的尊重、对英烈的崇敬。守护这些民族的坐标，意味着我们从未忘记今天的和平从何而来，这是国家层面对抗战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抗战精神的当代价值，就在于激励我们继承先辈的遗志。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我们的国土，而我们的责任，就是用智慧和汗水去建设她。

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融入新时代的征程，就是我们告慰先辈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