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八十年丨爱国饭店老通城变身商业新地标

编者按

铭记抗战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鲜血写就的英雄史，是一个个家庭命运编织的血泪史。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推出“家国八十年”系列报道，通过10个家庭的抗战故事，再现那段难忘的民族抗争史，记录这些家庭今日的幸福生活。家国80年，是每个家庭自强奋斗的80年，更是中华民族不屈奋斗的80年。

采访对象：“老通城”传人曾宪德

采访地点：武汉市

武汉的夏夜热辣滚烫，位于江岸区的“老通城·通城印巷”街区熙熙攘攘。

这片民国风情的建筑群，如今是老汉口的商业新地标，随手一拍，就是百年老店老通城与赛博潮店共生的烟火气。

7月2日，老通城创始人曾厚诚的孙子、82岁的曾宪德老人向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讲述了三组“传家宝”背后的家国故事。

第一组传家宝：父亲主编的爱国歌集《大家唱》，由光未然、冼星海作序

“我是1943年出生的，那时父母都在重庆逃难。”尽管年事已高，曾宪德思路清晰，一开腔就把我们带回到当年——

96年前，祖父曾厚诚在汉口大智路创办“通成饮食店”。他从蔡甸农村来汉口讨生活已有24年，凭着勤扒苦做，开起了这家小店。

“上世纪30年代，通成饮食店越做越红火，祖父把它扩大为通成餐馆，接着又创办了大智旅馆。”曾宪德说，祖父的5个子女中，大女儿毕业于复旦大学，大儿子和二女儿同时考入武汉大学。

“我的父亲曾昭正是长子，当时就读于武大机械系。”曾宪德回忆，父亲是进步青年，积极参与爱国救亡运动。去上海接回大姑长子时，父亲接触了刘良模、吕驥等爱国文艺人士，带回《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曲，在学校积极教唱，开展爱国歌咏活动。

1937年初，父亲被学校冠以“共产党嫌疑”，遭到开除。得知此事，二姑曾竹恒与好友李行夫愤而退学。叔叔曾幼诚因参加一二·九运动，遭到所在中学反动校长的毒打致重伤后失学。“家里三个孩子突然失学，祖父急得咳血。”曾宪德说，“父亲没倒下——他揣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走进工厂学校教唱。”

曾宪德老人在整理家族的老照片。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摄）

曾宪德说，正是祖父母朴素的爱憎，让曾家成了一个有鲜明立场的家庭。曾家的通成餐馆和大智旅馆成为掩护爱国进步人士、武汉学联聚会、北平学联南下接头的重要场所，被称为“爱国饭店”。

“1937年10月的一个下午，冼星海坐在通成餐馆二楼的八仙桌旁，从口袋里掏出揉皱的《游击军歌》歌词。他用筷子敲着碗边打节奏，不到5分钟就谱完了曲。”曾宪德多次听父亲说起当年的场景，“父亲等人则连夜刻蜡版印刷《大家唱》爱国歌集，第二天就传遍了汉口业余歌咏团。这本由父亲和姑父李行夫主编的歌集，第一集由光未然作序，第二集序言里至今留着冼星海的呐喊：‘用救亡音乐作武器，完成民族解放！’”

“1938年武汉成为战时首都，大智旅馆成了特殊的‘会议室’。”曾宪德说，郭沫若、光未然、田汉和许多文艺界爱国进步人士多次来此活动，而父亲则配合地下党建立了武汉最大的群众救亡歌咏团体“业余歌咏团”和“三八女子歌咏队”。曾宪德展示着一张修复后的老照片，画面里身着西装的青年们正在餐桌旁传阅《新华日报》。

1938年，日军逼近。“父亲组织的抗日歌咏队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祖父得到消息，日本人要暗杀父亲。”曾宪德说，形势越来越危急，祖父经过深思熟虑后下定决心，离开武汉。

武汉沦陷前，曾家分四路逃亡：祖父祖母带着二姑逃往重庆，父亲率歌咏队转战宜昌，叔叔曾幼诚则经香港去上海投奔大姑，三姑则随国立艺专长途步行到了重庆。

“好好的一家人，就这样散了。”曾宪德眼眶噙满泪水，他告诉记者，“三姑辗转湖南、广西、云南多地，最后才到了重庆，家人和她失去联系长达3年时间，一度以为她出了意外。万幸的是，一家人都安然无恙。”

第二组传家宝：1958年毛主席接见老通城职工的合影

武汉沦陷后，曾昭正到宜昌继续从事爱国歌咏宣传。歌咏队被当局强行解散后，曾昭正流亡重庆，插班考入西北工学院，毕业后在重庆綦江从事水文设计施工。

曾宪德告诉记者，父亲始终心系抗日，1943年他辞职到成都，在“华美女子中学”任物理教员期间，因从事抗日活动被解职。“母亲是父亲的粉丝，追随他来到重庆，1942年在郭沫若证婚下结为夫妻，次年就生下了我。”曾宪德说。

1945年，抗战胜利，曾家人回到汉口。通成餐馆和大智旅馆已被炸成废墟，通成餐馆5间门面被日军改作兵用。

“祖父借钱重建通成餐馆，特意在‘通成’前加了个‘老’字。这个‘老’字，既是老字号的传承，更是民族不屈的象征。”

曾宪德告诉记者，1947年的《武汉商报》上，有一天头版广告写着：“老通成豆皮——胜利的味道。”

曾经的“豆皮大王”老通城。（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当年名厨高金安创制的三鲜豆皮，用鸡蛋、肉丁、虾仁、冬菇作馅，被食客赞为“一口咬穿九重天”，至今仍是武汉小吃的代表。

1947年夏天，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武汉工委书记刘实以家庭教师身份隐蔽在曾家，帮助完成了“五师突围”“配合解放武汉”等重要工作。

曾宪德说，武汉解放后，祖父积极支持响应国家号召，守法经营。1953年，68岁的祖父在临终前留下遗言：“把家产全捐给国家买飞机。”

这个决定让曾家从富商变为平民，却让老通城获得新生。国营后的老通城迎来高光时刻：1958年毛主席两次到惠济路分店，称赞“豆皮是湖北风味，要保持下去”。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以及金日成、西哈努克等外国元首先后到访，三鲜豆皮成为武汉招待外宾的“招牌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通成餐馆”几经更名，最后恢复并将“成”改为“城”，“老通城”沿用至今。

“祖父留下的不仅是豆皮配方，更是先有国后有家的精神密码。生前，父亲常对我说，他此生只有两个愿望，第一是赶走日本侵略者，第二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

第三组传家宝：2025年通城印巷开街时的演出视频

走进曾宪德的书房，三组特殊的“传家宝”被摆放在书柜的醒目位置：1937年的《大家唱》歌集、1958年毛主席接见老通城职工的合影、2025年通城印巷开街时的演出视频。

今年5月，由湖北白云边集团打造的“老通城·通城印巷”街区开街，成为展示武汉市井人文风情的一扇窗口。非遗豆皮工坊与沉浸式抗战歌咏展演相映成趣，重现当年《游击军歌》的激昂旋律。

“现在每周都有学生来通城印巷，用VR技术体验1938年的歌咏大会。”曾宪德指着手机里的视频，一群00后孩子在全息投影中，与冼星海“同台”演唱《游击军歌》，“父亲要是看到，肯定会说‘这才是《大家唱》的真意’。”

曾宪德告诉记者，这些年，他花了大量时间整理曾家长辈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并据此完成了纪实小说《汉口老通城曾家》三部曲。

在汉口黄石路，“通城印巷”商业街装饰一新，于今年5月1日开业。（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 摄）

“在祖辈的言传身教下，曾家人才辈出。”曾宪德介绍，父亲那一辈兄弟姐妹5人，有“三顶帽子两杆枪”，“三顶帽子”指有3人获得大学文凭，“两杆枪”指有2人加入人民解放军；我们这一辈出了两位科技工作者，其中一位物理学家、一位从事国防科技工业。

曾宪德回忆起一件小事，1974年，母亲刚从农村调回湖北大学，很想让暂时没有工作的妹妹参军，就找到当时在空军负责招兵的叔叔曾幼诚咨询。结果叔叔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参军，找当地招兵办去报名啊！”放下电话，母亲没有不满，还夸赞叔叔：“这就是革命干部！”

受家人的影响，曾宪德1965年从武汉工学院电机系毕业后，主动申请到位于四川藏区的丹巴云母矿工作，直到1976年才调回武汉。

在武汉，曾宪德和老伴相濡以沫几十年，前几年老伴因病去世。3个儿女都孝顺成器，大儿子是广东一家企业的总工程师，女儿从企业退休，小儿子则照顾他的起居。

退休以后，曾宪德享受儿孙绕膝的晚年生活，还开通了网络账号，自我介绍颇为俏皮“一个80岁过后还在工作的跨界老头”，账号几乎每日更新，最新的一篇文章《我是这样度过的此生》上传于8月9日，讲述了他在四川丹巴的生活。

按照父亲的遗愿，曾宪德2024年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捐献了冼星海在武汉创作《游击军歌》时坐的八仙桌。

“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把这些歌曲一代代传唱下去。如果没有先辈们誓死保卫大武汉，就没有今天保存这么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在街头散散步，更能真切体会到和平真好！”曾宪德微笑着望向窗外——

晴空映衬着通城印巷街区的一个巨型光影装置，飘逸灵动的丝带，在空中组成了“武汉”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