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好记者?听完这6个故事找到了答案
11月2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
系列记者见面会第六场:




我是湖北日报深度报道中心主任李墨,也是政经账号“观一线”IP主理人。
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我参与过多次重大主题报道,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些关于“奋斗者”的故事。
2020年疫情期间,我和同事作为最早挺进红区的一批记者,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蹲守近10个小时,独家挖掘了全国重大典型“人民英雄”张定宇。在那个深夜,他对我说:“我是一名渐冻症患者,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只有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抢回更多的病人。”
什么是奋斗?张定宇的故事告诉我,奋斗是明知前路艰难,却从不逃避和放弃。
在宜昌驻站工作4年,我和同事连续推出“信义老农”陈廷海、“板凳男孩”方宇翔、“断指书记”罗官章等三个全国典型。
什么是奋斗?
对农民陈廷海而言,奋斗是哪怕卖一斤油菜籽只挣3分钱,也要活着把债还清。
对少年方宇翔而言,奋斗是既然人生被夺走了双腿,那就用双手和小板凳,走最远的路,爬最高的山。
对老书记罗官章而言,奋斗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哪怕用尽一生、倾尽积蓄、手指被锯断,也从不后悔。老人去世时,他的银行卡上只留下38.83元。
为了深入走进陈廷海的生活,我们前后7个月,四进红光村。为了做好老书记罗官章最后的报道,我们在海拔1800米的大山里,来回驱车近十个小时,在五峰县牛庄乡驻村采访了四天三夜。
202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十周年,我和报道组又历时一个月、北上千里,采访了大型行进式报道《卫星看“南水” 润民十年间》。
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我们奋斗的意义,是为了让更多奋斗者的故事被看见,被记录,被传递。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把更多的荆楚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因为我相信,好故事,永远在离现场最近的地方;好记者,永远在路上。
记者提问:李墨老师,作为湖北日报南水北调大型行进式报道的主创代表,您认为报道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在采访过程中最触动您的又是什么?
南水北调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但我们在这次报道中,没有采取常规的宏大叙事,而是选取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卫星视角。我们通过高分湖北中心,调取了丹江口水库和南水北调中线26座受水城市的卫星影像资料,通过前后十年对比,山河巨变一目了然。
但光在“天上看”是不够的,记者的主场在现场,所以我们还要吃思想的苦,走万里的路。为了用脚步去验证这些变迁,报道组北上京津冀豫,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上万公里,深入到这26个城市,采访了近50个乡村。这些地方,都曾是我国北方重度缺水的地区。
河南濮阳的一次采访,特别触动我。南水北调以前,在清丰县刘圈村,村里的水井一度打到地下350米。老乡刘瑞更告诉我们,他家里的井水过去“咸得煮疙瘩汤都不用放盐”。因为水苦,村里曾经连家禽都养不起来。村民一辈子都在找井,半辈子都在打井。在河北正定,遍布全县的水井达到10451口。华北平原的母亲河滹沱河,整整断流了40多年,直到南水的到来。这些数字,深深刺痛了我们。
所以,南水北调不光是湖北的事,更是重塑地表江河、改变1亿多人口的中国治水、世界方案。
在前方推进行进式报道的同时,我们后方的新媒体团队,不断头脑风暴,用两个多月时间,依托前方视频、搜集的卫星影像与3D建模、AIGC等技术,沉浸式全景展现了“南水”北上十年的千里江山图,光是代码就写了5000多行,以技术赋能重大主题报道。
同一个重大主题,我们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新闻产品,全网流量超过2.3亿,成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探索性样本。
践行“四力”,是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更是去别人去不了的地方,看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讲别人讲不出的道理,写别人写不了的故事。重大主题报道的创新,需要在技术和形式上不断突破,但更重要的是抵达现场,抵达人心。



我是祁培,湖北广播电视台电视经济频道记者,新媒体运营负责人。
做记者15年,我常被问一个问题:舆论监督报道,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完?我的回答是:不是稿子发出来就算完,是问题有人管、群众心里踏实了,才算完。
2022年,有群众反映,市面上部分低价卤牛肉有猫腻。我扎进市场一线摸排,连续23天暗访调查,从多家商铺买回卤牛肉送检。检测结果一出来,真相清楚了:所谓牛肉制品,实际掺了猪肉成分。面对商家的各种说辞,我们反复核对线索、固定检测证据,摸清不法商贩制假售假的利益链条。报道播出后,监管部门迅速行动,查处涉事商户,跟进推动卤制品行业专项整治,乱象得到有力遏制。
2024年夏天,有村民反映,村后山头快被挖没了。我到现场,无人机升上去后看到,山体像被开膛破肚。村委会说石头被拖去垫路。我连续几个深夜蹲在山路边,终于看清:石头被拖出山卖了。报道从夏天跟到冬天,盗采人员被刑拘,黑色利益链被斩断。报道拿了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可我更看重的是:那座秃山现在变绿了。它让我明白,监督的刚性不在嗓门大,在把事实核清、把责任摆上桌、把问题推向解决。
《经视直播》开播22年,镜头一直对准普通人,帮忙办成机制,回访做成习惯,帮扶对象过万。老百姓那句“经视直播就在你身边”,比奖牌珍贵。到了新媒体,我们用《直播微视评》评乱象、应民声,用《有事好商量》蹲民生一线,台里新推出《为民服务直通车》,把热线、线索、政务资源、部门联动串成一张网,不只解决一件事,更想解决一类事。
主流媒体的责任,就是要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把桥搭得更实,把声音传得更准,让问题得到更好解决。
记者提问:祁老师,您长期从事舆论监督报道,做好“建设性”监督,您有什么心得?
我历时四个月调查山石遭盗采事件,夏天介入,报道刊播已经入冬了,这个事件我并没有追求快速曝光,而是一直在等待合适的发布时机。事实上,在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以后,他们也在抓紧时间调查情况,尤其是固定证据,我们如果抢发,可能会给有关部门的调查带来不利影响。最终,在各方的推动下,当地成立工作专班,涉事的盗采分子被依法刑拘,黑色利益链被斩断。此时,这篇报道刊播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便进行了报道。我们的报道用扎实证据说话,以推动治理完善为归宿,让被监督方也能感受到善意。
在选题的选择方面,要从“痛”处出发。舆论监督的根,始终扎在民生里。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难心事,就是最该盯住的选题方向。媒体不能为了监督而监督,更不能奔着流量去猎奇、扒隐私、无病呻吟。好的选题,得是切切实实的民生痛点。比如,低价卤牛肉这件事,当时有许多群众向我们反映这个问题,问题带有普遍性,而且事关群众的切实利益,我们报道后反响很好,成效也很好。
建设性舆论监督要有生命力,靠的是记者扎实的采访、详细的证据,以客观、克制的笔触搭建起沟通桥梁,督促各方履职尽责、解决问题。



我是长江日报记者高宝燕。扎根新闻这三十年,正好亲历纸媒的转型变革,我们的报道也从记录本土故事走向国际叙事。我以镜头守望长江,完整记录了长江生态的涅槃重生,一直为长江江豚保护奔走呼吁。我是记者也是志愿者,还写过好几本江豚的科普书,多次站上国际场合,讲述中国生态的真实故事。我和团队创新传播路径,让微笑江豚带着长江的故事出发,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十八年前,我定格了长江江豚落泪的瞬间,一张照片唤起了社会保护长江生态的共识。得益于报社支持,我沉淀下珍贵的长江江豚视觉档案。江豚“淘淘一家”的温暖图片还登上几内亚等多国邮票,成为一张生态“国家名片”。
江豚的微笑,也汇聚起全球科研保护力量。我们邀请了15位国际鲸豚科学家担任长江江豚国际推介官。法国科学家阿加莎感慨地说:“长江江豚在鲸豚类中算较小的,但幸福地生活在中国最大的河流中。”
我们携手外国友人共创江豚故事。十年前,美国小女孩杰西卡才10岁,江豚淘淘冲她顽皮地吐了个水泡,她许下心愿:要做淘淘的好朋友。此后10年,每到暑假她都跨越太平洋,参加我们志愿活动,回到美国,分享所见所闻;她还和武汉中小学生云端连线跨国科普交流。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致信称赞她是“跨越太平洋的微笑使者”。
微笑联通了跨国文明对话。2026年6月,我站在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分享了江豚重生的故事和湖北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今年9月,在世界市长对话·武汉现场,我向来自22个国家、24座城市的外宾,讲述长江沿线接力护豚的故事。波兰市长点赞,说“这是一个美丽浪漫、意义非凡的故事。”
我拍摄的江豚淘淘母子影像被制成雕塑,作为武汉国礼赠予7座友城,江豚微笑,成为跨越国界、直抵人心,承载生态共情的 “中国表情”。
今后,我会继续执笔握镜,影响更多人。向世界讲好荆楚故事,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记者提问:高宝燕记者,请问选择江豚这个生态IP出海,在叙事上做了哪些创新?下一步有哪些规划?
我们创新叙事表达,多讲鲜活故事。以江豚从落泪到微笑的生命蜕变触动人心,映照长江大保护的生动实践;依托邮票、文创、短视频等轻量化载体,降低海外理解门槛。我们联动海外参与者,共创江豚保护故事,用第三方亲历视角,增进共情,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长江江豚 IP 出海是一场长跑,情感共鸣也无法靠单次传播达成,需要持续沉淀内容、久久为功。
可喜的是,“武汉城市吉祥物——长江江豚国际IP推广计划”入选国家级“千帆出海”重点项目,这是难得机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接下来,我们将围绕故事、影像、文创、数字、国际五大维度精耕细作,建设长江影像库、编撰多语种画册、搭建长江江豚双语平台和数字江豚馆。以江豚为小小窗口,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的实践,把荆楚好故事转化为可信可感的表达,以共情为纽带,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鲜活的中国。



我是王纲,来自武汉广播电视台,干新闻整30年了。
我常常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就像一部浓缩的中国媒体进化史。2005年,我入职武汉广电交通频率,那是广播的黄金时代。我在话筒前和搭档用方言娱乐节目《吃喝玩乐搜城记》,在晚高峰陪伴无数武汉市民下班回家。那时候,声音是我们连接听众的唯一纽带。
2023年,媒体融合全面提速,我跳出舒适圈,从零起步转型新媒体创作,打造个人IP“纲纲好”和“琪毛毛”。最初的创作,只是想通过镜头记录陪伴病重的妈妈。妈妈离世后,这些细碎、温暖的影像,成为我最珍贵的念想,也让我彻底读懂:朴素的记录,最能打动人心;真实的人间烟火,才有穿透时代的传播力量。
至此我彻底转变创作思路,坚持原生态记录基层民生。我跑了23个社区,用镜头为老人们找寻7块钱能吃两荤一素的神仙食堂。直击基层养老痛点、真实质朴的内容,全网转发超百万,让微小的民生美好被看见、被传递。
2025年2月,49岁的我,做了职业生涯最坚定的一次选择:报名援疆,成为武汉广电首位援疆一线记者。我变成了扎根边防、学校、哨所、乡镇的“王记者”,也有幸受聘成为博乐市文旅推介官。在博乐,我创建了“王纲在博乐”融媒体工作室。
我的创作装备很简单:一台手机、一套无线收音麦、一台大疆无人机。这套轻量化装备,陪我走遍山川湖海,完成了一次次内容创作。我镜头里的主人公,是扎根边疆的基层干部、逆行守护的援疆医生、勤劳奋进的边疆群众、坚守初心的老兵。
在博乐一年多,我们发了138条短视频,全网播放量超700万,5件作品获省级新闻奖,同时把新疆的故事搬上武汉13条地铁屏幕,近400万出行市民关注新疆这片热土的变化。
从业三十年,我最深的感悟是:媒体转型,从不由年龄定义,只由心态决定。47岁学剪辑、48岁学航拍,49岁远赴边疆,终身学习,是媒体人的必修课。很开心在主流媒体进主战场的进程中,一个50岁的老记者,用上了新本领,做时代的记录者、同行者、建设者、推动者。
记者提问:王纲老师,从专业话筒换到一部手机记录,请问您认为记者转型最该守住、也最难守住的初心是什么?
手机不大,却装得下家国;像素不高,也拍得清最可爱的人。在博乐,有一个人的眼神,我忘不了。她叫杨来花,乌图布拉格镇的村支书。第一次见她,不说话就是个典型的农妇,皮肤黝黑,手掌粗糙。但只要你喊一声“321”,她瞬间变成了自信满满的“带货女王”。作为村里唯一的汉族干部,她把闲置的文化阵地改成面粉厂,把西红柿做成挂面,硬是把垫底村带成了优秀党支部,给全村的老人买上了养老保险。采访那天,为了让我尝尝村里的味道,她在办公室那张堆满文件的桌子上手擀面条,蹲在地上生火煮面。那碗面,热气腾腾,拌上西瓜牛肉酱,香得霸道。我拍了三条短视频,没讲一句大道理,没报一串经济数据,就拍这碗面怎么来的,拍杨来花脸上淡淡的笑。评论区全是求购“零添加面粉”的,新疆的面粉,就这样“疆品入汉”飞到了武汉的餐桌。有人问我什么是“中国经济光明论”,我想,光明论不就在这碗从地里长出来的麦香里吗?
在今年中国记协“好记者讲好故事”决赛现场,我讲述的就是《摆渡人的故事》。我做的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摆渡”——把那些发着微光的普通人,从一个家庭、一个口岸、一片土地,摆渡到更多人眼前,让世界看见可亲、可爱、可敬的中国。



我叫黎袁媛,是恩施州融媒体中心文化旅游周刊部副主任。
踏入新闻行业二十二年,我一直把“关注新闻中人的命运,见证脚下这片土地的变迁”作为自己的使命。
2023年冬天,为了回答“脱贫攻坚后,乡村振兴的路怎么走”这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我和同事在利川市柏杨坝镇见天村驻村二十一天,记录这里村民自力更生、开山筑路的故事。当《绝壁开路》系列报道发布后,全网播放量达到了两亿。翻看一条条留言,我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打动,是因为,故事里有中国人骨子里共有的那股韧性。乡村振兴,靠的就是这样矢志不渝、愚公移山的普通人。
记者也是群众心声的传递者。2024年的一天晚上,我刷朋友圈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利川市一名聋哑女子寻家26年的 线索。虽然当时已经深夜十一点,我还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发朋友圈的驻村干部。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村里,面对着重重叠叠的大山,那名聋哑女子急切地一遍又一遍用手比划着当年被人带走的经历,让我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怀着“一定要将人贩子绳之以法”的信念,我写下了报道。报道发出后,在各级媒体关注下,两名犯罪嫌疑人终于落网,让更多失散家庭看到了团圆的希望。得到消息的那一刻,我真切地觉得,手里的笔,真能为别人点亮一盏灯。
有人说,基层记者难以接触到重大选题,实际上,离基层越近,离好新闻也就越近。今年五一期间,咸丰县全城接力为突发疾病的外地果贩卖空八千斤苹果,我们蹲点首发报道了这个小城大爱的故事,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跟进,全网相关报道浏览量达到了32亿,让中国人的善良又一次狠狠“出圈儿”。而面对灾难,基层记者更具备一线冲锋的优势。当宣恩县白水河村遭遇百年不遇的山洪,我和同事徒步走进断路、断电、断网的灾区,及时通报灾情,缓解了公众焦虑。
新闻时时都在发生,记者始终在路上。如今,我们手里的工具和传播的载体早已发生改变。可无论怎么变,“到新闻第一现场去”,这件事永远不会改变。我始终相信,记者的价值,一直在路上,在那些被看见才会被关注、被关注才可能被改变的命运里。
记者提问:黎老师,请问是什么让您坚持做一名扎根大山的记者?有哪一次采访让您印象最深刻?
就像之前分享里我提到的在见天村采访的经历。不管是带队领导也好,还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也好,大家每天都在工地上跟拍,为了获得最佳角度,很多时候都只能躺在地上或者靠在石堆上。因为天气太冷,拍摄完后,大家背上的摄影包和衣服已经和石堆冻在了一起,只能挣扎一下才能站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还有点搞笑。
虽然苦是苦了点儿,但就这样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坐一条板凳,就能挖掘出很多令人感人的细节:
副书记张应轩动员儿子推迟婚期,把结婚买房用的钱挪用到了修路上,一家人还是住毛坯房。82岁的老党员刘兴科要求上工地帮忙,被婉拒后他气呼呼地说:“我是党员,凭什么不让我出力!”老书记孙国富说到小时候家里穷被迫辍学,六十多岁的他潸然泪下,说到致富后终于把女儿培养成化学博士,又立即笑逐颜开……此时,对于这里的人为什么吃这么大苦捐那么多钱修路,我想,答案已经写在了他的表情里。
当这些细节出现在报道里,感动的不止是我们。因为报道,这个村收获了流量,也收获了更多关注,成为“荆楚楷模”,村里人实现了“吃上旅游饭”的梦想。对于记者来说,看到这些变化就是最开心的事情。
所以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当绝壁修路的男女老少背着背篓排着长龙,迎着大雪往前走的时候;当被拐聋哑女孩流着热泪依偎在母亲肩头,却又绽放笑容的时候……无数个瞬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人,拥有最坚韧的力量。而我的责任,就是把这样的瞬间带到更多人眼前,让人看到大山里的坚守与期盼。
新闻这条路,辛苦是常态。但是只要大山里还有这样动人的故事发生,我就愿意继续走下去,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我叫刘建平,来自通城县委宣传部,从事新闻工作36年。
1989年,我因家贫辍学,回乡晴天种田、雨天采访,晚上门板当书桌;打工时白天干活,夜晚自学新闻写作。
1990年,我自费参加湖北日报新闻培训班,成为全县唯一在《湖北日报》发表作品的农民学员,被县委宣传部聘用通讯员。
这几年,媒体转型,我又学会了摄影和短视频制作。
如今,我已成为新华社、《光明日报》等10多家中央媒体签约摄影师,加入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
从事新闻工作36年来,我一直奔跑在一线.先后在《人民日报》、新华社、《湖北日报》等中央、省、市媒体发表新闻、文学作品千万余字,提高通城县知名度,拓宽当地特色产业销售。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我。
2011年6月10日,我县发生了山洪,我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相机包,游泳爬上6楼楼顶拍摄,向新华社发出了第一张通城暴雨受灾图片,让通城的灾情迅速引起上级的高度重视。此后26天,我穿着雨衣、吃着泡面,采写稿件300余篇。
哪里有卖难,哪里就有我。
我是个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感情,用手中的笔为他们鼓与呼。
我每年为塘湖镇阁壁村油茶大户金定武的油茶种植、加工、生产采访拍照,在2025年丰收节期间选出几十张照片精心制作成抖音和视频号推出,并把照片在人民图片、光明图片、农民日报等媒体推出,湖南一客户一次就购买了3000斤茶油。
为培养新闻新人。
2020年,我创办“刘建平新闻摄影工作室”,自掏腰包购买教材,手把手教学员,培养出新闻骨干人才30余人,不少学员已成长为各宣传战线的骨干力量。
记者提问:刘建平老师,您为什么能36年坚守新闻一线?扎根基层,把大山里的故事讲出去,让外面的人听到?
我出生在通城一个贫困农家,是党和媒体的培养,让我从农家少年成长为党媒签约摄影师。
从那时起我就认定:手中的笔和镜头,不是我个人的,是为党、为人民、为时代服务的。
危难时刻,新闻工作者也应该是战士。2008年雪灾,我脚绑草绳跟着干部进村采访;2020年疫情期间,我每天穿梭在医院和社区,日均发稿3篇以上。
为什么能逆行?因为我是党员。新闻阵地不能空,群众需要知道真相,时代需要被记录。
我的根在通城,在田间地头。我曾调查劣质板栗苗坑农事件,帮200多户农民挽回了损失;扶贫期间,我拍短视频帮瓜农销瓜,帮贫困户卖鸡、卖油,还通过抖音帮乡亲们卖出黄桃、梨等水果。
“有卖难找刘记者”——这份信任,比任何荣誉都珍贵。
一个人坚守不够,还要让更多年轻人守下去。
只要群众需要、时代需要,我就会一直写下去、拍下去。

融媒体平台建设服务
长江云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

大数据舆情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