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批评就不怕得罪作家 逆行写下20万字抗疫报告文学 蔡家园：左手评论，右手创作的“发现者”

纯文学愈发小众，网络文学大行其道却浩如烟海……在普通读者看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文艺评论的“黄金年代”。然而，彼时已经拥有作家身份的蔡家园，依然选择一脚踏了进来，而且，这一“进门”便颇有收获——他获得了“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屈原文艺奖、湖北文艺评论奖、湖北新闻奖等荣誉。

一手评论，一手创作，他“左右开弓”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这是湖北省文联五楼的一间小办公室，墙角边、沙发上堆满的文学杂志与书籍无一不在悄然昭示着主人的身份，不过，当下蔡家园手头正在写作的不是文艺评论，而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关于武汉“封城”抗疫76天的全景纪录。

文艺评论家、作家、主编……围绕蔡家园的身份很多，但不论是哪一个，在他看来首先都是“发现者”。“很多人认为，文艺评论是依附于作家的，就是解读作品——这话说对了一半，评论家的作用之一是发现作品的审美价值；但是，好的评论也是创作，是评论家借助作品这个中介表达自己对人生、对时代和历史的审美发现。”7月10日，在接受楚天都市报记者专访时，担任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负责人的他如是说。

从作家到文艺评论家

换一种方式来对世界发言

记者：您过去写了很多小说，显然是想当作家的。

蔡家园：“文学梦”还真是少年时代就有的。上初一的时候开始发表文章，高中时就已发表了不少小说。当时作者的通讯地址不都留在杂志上吗？每天会收到一捆一捆读者来信，班主任一度怀疑是“求爱信”而找我谈心。（笑）到大学念了中文系，创作就变成顺理成章了，毕业后到文联工作，中间有几年我热衷于创作，也发了一些小说，但同时也陷入“痛苦”之中。

记者：为什么痛苦？

蔡家园：一是找不到属于自己对于世界的独特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二是无法建立起一种与生活有效对话的关系。这让我非常苦恼——虽然还能写，也不断发表作品，但感觉自己的写作小情小调，没有力量。这与我的经历太单纯、体验太肤浅有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机关上班，每天窝在办公室里，所以只能写一些“青春记忆”，或者是根据理念想象“生活”，重复书写别人写过的东西。这是我当时面临的危机。

记者：评论的世界这时候向您招手了。

蔡家园：我上大学时就对文学评论兴趣浓厚，系统地阅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大二时在图书馆看了一篇苏童的小说，晚上回到寝室写了篇评论寄给《青年文学》，没想到它很快就被发表了。那是我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大三时，写了一篇研究作家创作心理的论文，后来获得评论界前辈的肯定，在湖北文艺评论奖评选中获得三等奖。这两件事给了我很大鼓励。当我觉得创作陷入“瓶颈”无法突破时，我就想，换一种方式来对世界发言吧——开始将比较多的精力投入到评论中。这时，我在《今古传奇》当主编。《今古传奇》是走市场的杂志，要考虑读者接受心理，强烈的“读者意识”影响了我的评论写作。我非常赞同著名评论家於可训先生说的，“评论一定要说人话”，所谓“人话”，就是要把评论写生动，让读者看得懂。为此，我写过一篇题为《让文艺评论更美》的文章，认为评论不仅要发现美、诠释美，还要有美的表达。

不怕得罪作家

批评生态需评论家和作家共同营造

记者：在当下不算纯文学富矿的年代从事文学评论，您觉得有难度吗？

蔡家园：当海量作品出现时，评论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阅读本身成为难题。阅读真是个体力活，你看看我办公室里新收到的纯文学杂志、书籍就有这么多，完全读不过来。只能有所选择，更别说阅读浩如烟海的网络文学了。对于评论家来说，没有相当数量的阅读，那么判断肯定会出现问题，言说必然缺乏力量。至于你说的纯文学富矿，是不是指当代文学经典不多？其实，评论家的工作之一就是“披沙拣金”，从浩如烟海的作品里去寻找当代经典，为文学经典化做前期工作。经典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但这并不是说当代的评论家就无所作为。当然，这需要历史意识与审美眼光。像《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心灵史》《圣天门口》《你在高原》等等，你能说它不是经典？至于网络文学，我认为它们中蕴藏着未来的文学经典，许多年轻写手所具备的创造活力和综合素养恰恰是一些纯文学作家缺乏的。像《三体》，你能否定它的文学品质吗？它肯定会成为经典。

记者：搞文艺评论其实会得罪人的，您得罪过人吗？

蔡家园：如果担心得罪人，那就不要做评论了。批评一个作家比表扬一个作家更难，如果不是真正喜欢一个作家、对他有更高的期待，我才懒得去挑他的刺呢（笑）。比方说贾平凹，我连写过两篇文章批评他，而他是我中学时代到大学时代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在我的印象中，他经受得起批评，而且态度谦虚——这是对批评专业精神的尊重。但你要问我做文艺批评的过程中有没有过不愉快？当然有。上海某家媒体曾约我写一篇关于某著名作家的评论，我的文章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分析他作品的不足的，但是稿子发出之后，我发现编辑直接将它改成了表扬稿。我质问编辑，他解释说担心冒犯了作家。那一次我非常生气，评论家也有自己的尊严，难道就可以冒犯吗？就我的经历而言，只要是说理的、善意的批评，作家一般都能接受。当然，常常会有专业之外的因素干扰，让真正的批评变得尴尬。良好的批评生态需要批评家和作家共同来营造，前提是要真诚地敬畏文学。

记者：您认为评论家应该跟作家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蔡家园：工作关系。这会使得评论家和作家保持适当距离，能比较客观、理性地去评价其作品。以前讲课的时候我也说过，评论家和作家不能是“情人”关系，“情人”往往带有倾慕；不能是“师生”关系，“学生”对“老师”怀有崇拜；甚至不能是朋友关系，朋友太熟不好“下口”。一个好的评论家，除了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审美感受，还要有独立人格，不趋炎附势，不妄自菲薄，亦不自高自大。

疫情期间逆行采写

20万字报告文学为人类发展问道

记者：您为什么要写关于武汉抗疫的长篇报告文学？

蔡家园：这些年在做评论之余，我还出版了长篇非虚构《松塆纪事》、“新书话”《书之书》等，并没有远离创作。疫情发生后，作家刘诗伟经常和我交流，我们决定合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全景记录武汉“封城”抗疫。因为我们是武汉人，是“在场”者，有责任、有义务真实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从2月下旬一直到4月份武汉“解封”，我们奔走在武汉三镇，去了包括金银潭医院、省人民医院东院在内的几乎全部的新冠肺炎定点医院，还有方舱医院、社区，采访了大量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公务人员、患者……光是采访笔记就写了厚厚三大本。

记者：各种媒介不断报道疫情，全景记录难度很大。您觉得这部报告文学的特点是什么？

蔡家园：书名叫《生命之证》，我们试图从尊重生命、关爱生命、呵护生命的角度切入，记录一场伟大抗争，在现代性进程中探讨人类如何面对瘟疫这个巨大命题。除了进行一手采访，我们还做了一些跨学科研究，因而它带有研究性写作的特点。希望这本书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新发现和新思考——为社会留档，为历史存真，为民族铸魂，为人类发展问道。

记者：在疫情期间采访、写作这样一部报告文学，还是需要勇气的。

蔡家园：不少朋友说我们是“逆行者”。现在回想，我们当时其实也害怕（笑），尤其是刘诗伟更勇敢，他年纪比我大得多，属于最易感人群，但我们相信科学防护，克服了恐惧。非常幸运，武汉迎来春天，我们完成了对自己的承诺。

（来源：楚天都市报 记者 张聪 摄影 萧颢 责任编辑 黄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