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映初心：抗战时期民族企业的铁血担当与家国情怀

近日，记者在走访湖北省档案馆时，关注到一份名为《湖北省六区县呈报抗战损失调查表及有关的来往文书》的文件。这份文件上面记载着日军侵占湖北期间的种种罪行，也记录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英勇事迹。

钢铁西迁，千锤百炼铸就抗战脊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沿海工业城镇相继陷落，民族工业遭严重摧残，物资紧缺。在此危急时刻，工业内迁运动开启。为保存中国钢铁工业血脉，汉阳铁厂采取边搬迁边修建的方式，在重庆大渡口建立了新的工厂，并分设7个制造所，一所发电，二所炼铁，三所炼钢铸造，四所轧钢，五所炼焦，六所制造耐火材料，七所修造机械并制造兵工器材，后来又增设了第八制造所负责厂内运输。新厂在敌机狂轰下昼夜不息，以钢铁铸就兵工利刃，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资支持。

烽火纺车，织出民族工业不屈图景

裕华纱厂当时处于产销两旺的“黄金时期”，董事长苏汰馀却毅然选择西迁。1938年，裕华的物资在宜昌港口遭遇日机空袭，500件棉纱燃烧三日，但员工们克服困难，将设备和剩余物资运抵重庆，并于1939年在重庆南岸窍角沱正式开工。后续广元大华、成都裕华纱厂也相继投产，形成纺织力量支援抗战。

焚图拒敌，盐碱报国守护民生根基

久大精盐公司生产出中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塘沽沦陷后,日本军队包围久大、永利厂。职工将资料集中在制碱炉内烧毁,但仍秘密保存了部分图纸资料,为后方建设碱厂做技术准备。抗战期间,久大精盐公司又重新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了抗战,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敌后烟云，战火中托举边区经济

当沿海民族企业艰难西迁的同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国有经济实体也在困境中应运而生。在保障军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为抗战提供坚实的经济支撑，成为敌后战场独特的“经济堡垒”。

1942年冬，鄂豫边区陂安南长堰地区的抗日民主政府投资建成大达丝纸厂，后发展为大达卷烟总厂。该厂初创时十分艰难，厂房多次迁徙以躲避敌伪骚扰。因生产条件简陋，工人们把农村油榨改装烟榨，刨丝工则自带工具。工厂农闲时雇佣农村妇女，既解决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又增加了农民收入。1943年3月正式投产后，这座在战火中飘摇的烟厂，成为边区打破日寇经济封锁的重要经济支点，为敌后抗战注入了持续的经济活力。

枯水扬帆，勇辟水道托举工业血脉

招商局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更是立下汗马功劳。1937年12月，招商局派出“江安”“江顺”两艘4300余吨的江轮，在枯水期成功试航汉宜线，打破了4000吨以上大轮无法在枯水季节上航宜昌的历史。此后，大量江海大轮加入汉宜线运输，武汉失守前，几十万吨物资、几十万人口得以安全撤出。1938年，为运输汉阳铁厂、上海炼钢厂产出的8万吨兵工器材，招商局牵头成立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组织多家航运企业的轮船将物资从武汉运往宜昌，再由民生公司转运重庆。工人们白天隐蔽装箱，黄昏抬运机件至江边，天黑后装船，用“昼伏夜出”的方式躲避空袭。最终，8万吨兵工器材全数运抵后方。从1937年8月到1939年10月，招商局共计运输军队、伤兵、难民及旅客94万余人，各种军品、公物、商货47.8万余吨。为大后方钢铁工业奠定了基础。

从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到1940年宜昌陷落，三年间，452家沿海民营企业迁入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地。这些原本分布在沿海的民族企业，带着工业设备与技术，穿越战火，将民族工业的“火种”播撒在大后方。 回望这段历史，它们以实业报国，铸就了烽火岁月里民族工业的脊梁，筑牢了抗战的经济后盾。这份于危难中熔铸的家国大义，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持续激励着一代代青年为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不懈奋斗。

（长江云记者：余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