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丨开放包容：不尽长江滚滚流

文明产生于河流。根据古代文献和传说，长江流域曾经生活着炎帝、祝融、共工、伏羲、女娲、蚩尤、盘瓠等早期先民，其中炎帝因为创制耒耜农具、教民垦荒种地、培育稻谷、制作陶器、发明纺织技术、尝百草治病等伟大功绩，而被推尊为长江文化的“人文始祖”。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江苏草鞋山良渚文化等系列墓葬的发掘，大批稻谷遗物、木建筑构件、象牙玉器、精美漆器纷纷出土，人们逐渐认识到，长江流域是中华南方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起源地。

长江文化是一种富含开放性的文化，开放包容是其与生俱来的文化品格。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就不仅在区域内开展密切的交往，也与区域外的人们频繁接触，如良渚文化时期，南至岭南石峡文化，北抵辽西红山文化，东达台湾，西至延安芦山峁，都曾留下过长江流域先民们的足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史前时期的长江文化就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比如栽培水稻、发明织机、养蚕抽丝、嵌玉漆器、开凿水井、木桨划船、干栏建筑等，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夏代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黄帝与炎帝、共工与颛顼、禹征三苗等战争形式进行。商代长江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技术，已经非常接近于中原，江西新干商墓、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出土青铜器可见一斑；玉器、漆器、丝织、稻作水平则已全面超越黄河流域。东周时代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影响所及达到淮河以南的半个中国。楚文化的突飞猛进毫无疑问得益于其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如楚式鬲的产生和形成，就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夏变夷，以中原华夏先民创造的鬲为模范，进行仿造性制作；第二阶段是用夷变夏，即采用荆楚传统罐形鼎的形制，改变了中原鬲的形态，推陈出新为萌芽形态的楚式鬲；第三阶段则是熔夷夏为一体，对华夏的鬲和蛮夷的鬲的形态、工艺、性能冶于一炉，融会贯通，创造出了非夷非夏、亦夷亦夏的成熟形态的楚式鬲。再比如在生产方式上，荆楚先民采用火耕水耨和筑陂灌田的方式，这同样是在吸收和综合了南北农业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的创造，是他们对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一项巨大贡献。再如在青铜冶铸方面，楚人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铸技术而兼之，至楚成王以后，楚国的青铜铸造工艺青胜于蓝，创造了中原尚无先例的失蜡法或漏铅法，以及镶嵌黑漆等铸造工艺。楚人所追求的，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表现自己的风格和气派。正如张正明先生所说：“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是楚国青铜器发展的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的发展道路。”其实也是长江文化的发展道路。至少从东周时代开始，华夏文化的主体就由南北两支河流文化构成，北支雄浑，是触砥柱而下的黄河文化；南支清奇，为穿三峡而出的长江文化。

秦汉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迅速，物质文化成果丰硕，文学艺术学术科技人才辈出，长江流域文化是当时中国统一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浪漫气息、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当时的中国文化增添无限生机和活力。张骞“凿空”西域后，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遥远的地中海联结起来，开启中西文明互鉴的源头活水。

魏晋南北朝时期，神州板荡，战乱不已，永嘉之乱后经济文化中心南移，长江流域儒、玄、佛、道文化相互竞争，公学与私学齐头并进，科技迅猛发展，文学艺术达到精熟程度。在西北中外陆路交通受阻的情况下，海上丝绸之路勾连起长江流域与亚欧大陆的贸易通道，长江文化经由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对域外的影响日益加深，同时接受到遥远域外的文化影响。三国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朱应、康泰出使扶南，被视为与张骞出使西域同样重要的中外文明交通事件。长江流域与海东诸国、东南亚各国，甚至西亚、罗马帝国等都建立起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长江流域的儒学、佛学、道学、音乐、书法、建筑等，俱在中外文明交流背景下达到历史的新高度，产生世界性的重要影响。

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忙，东海航线直达日本，苏州、扬州、楚州、明州随之崛起；南海航线直达波斯湾，长江文化与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北非联系紧密，神州丰饶的物产与精美的文化赢得四海人们的普遍向往与倾慕。玄奘西行、鉴真东渡、晁衡遣唐等，正是那个时代文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标志性事件。

宋元时期中国的“四大发明”西传至欧洲，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长江流域的瓷器、茶叶、丝绸、佛学、医学、儒学、书画、戏剧等，沿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四海。同时，长江文化也积极主动地学习世界优秀文化，如朝鲜的纸墨制作、越南的“李氏兵法”、印度的佛教典籍、阿拉伯的数学、埃及的天文学等，广收博采，有效推进了当时长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明代长江文化在影响亚欧非的同时，已经向外辐射至美洲大陆，其文化内涵具有先进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佛学、儒学、文学、医学、绘画、书法、陶瓷、丝绸、建筑、航海技术等，就是长江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内容。同时，日本的扇、刀、软屏、泥金画漆等，美洲的番薯、玉米、花生、烟草、马铃薯等农作物，也传入长江流域，对长江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清代产自长江流域的精美丝织品、各色瓷器、园林建筑艺术等，通过贸易渠道传至海外，产生轰动效应和造成巨大影响。明清时期西学东渐日益深化，中外科技、文化逐渐交融，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机械学、物理学、建筑学、医药学、数理学、逻辑学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纷至沓来，有力推进了长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

进入近代，长江流域文化发展迅猛，上海、江浙、两湖、巴蜀等地更是紧跟时代风潮，完成传统文化的近代化转型，志在寻找一条抵御外侮、实现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经世致用、洋务运动、维新救国、口岸通商、开办学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赴法勤工俭学、传播马克思主义，近代长江文化艰难抉择，上下求索，苦心寻觅，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长江文化是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长江文化勇立时代潮头，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持久深入进行，胸怀四海与世界优秀文明开展广泛交流和对话。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长江文化建设被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长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开放包容既是其能够不断借鉴域内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成为文化典范的精神内核，也是引领我们走向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澎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