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五项“第一”的神奇之师

中央特科在党中央绝对领导下，在保卫和服务党中央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特科冒险犯难、敢斗善斗，勇于蹚前人没有蹚过的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创造性开展了隐蔽战线五项“第一”的工作。

创建了党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

党的情报保卫工作，经历了探索、演变、发展过程。由开始个别基层党组织、党员自发进行的具有情报保卫性质的零散活动，逐步发展为由党中央领导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情报保卫专门工作。

中央特科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较为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构。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各部门分工明确、通力协作，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隐蔽战线斗争方法，培养锻炼了一批情报保卫工作的骨干力量，取得了辉煌的功绩，为党的隐蔽战线的长远发展，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的重要贡献。

组建了第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工作小组

为了应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叛徒内奸的阴谋破坏，党中央提出要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情。

1928年，蒋介石为维持独裁统治，建立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前身。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特科决定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顺势打入这个新的特务机构。这三人组成的情报小组成为第一个打入敌人特务机关首脑部门的工作小组。他们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龙潭虎穴展开顽强斗争，扼住了反动机关的要害，如同插入敌人心脏的三把尖刀。他们获取了国民党高层用于机要通讯的专用密码，传递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围剿”红军的重要情报，特别是及时获取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使党中央避免了一次重大危机。三人因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突出贡献而被誉为“龙潭三杰”。

发展了第一个重要反间谍关系

国民党将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扩充为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机构后，对党在上海的活动造成极大威胁。经党中央研究决定，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顺势将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办案机构的鲍君甫（又名杨登瀛）拉出作为内线关系。

由此，鲍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情报关系。情报科通过对鲍君甫的团结争取、指导运用，使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上海建立的特务机关，从一开始就掌控在特科手中。由于特科措施得力，鲍君甫在工作中始终保持良好状态，获取了大量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情报信息，使得特科能够提前掌握敌人的搜捕计划。特科还通过鲍君甫派遣中国共产党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在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被捕人员，惩办白鑫、黄第洪、戴冰石、陈尉年等叛徒的行动中，鲍君甫提供的情报也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建立了党的第一个无线电台

中共六大后，党中央为摆脱通讯联络手段被动落后的局面，着手选调人员，在中央特科组建党的无线电通讯机构，即无线电通讯科，由李强负责，同时将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张沈川调入特科，协助李强工作。李强利用蔡叔厚开办的“绍敦电机公司”提供掩护，建立装配电台的地下工厂。1929年春，李强等人自行装配成功党的第一台收报机；同年10月，又自制成功了党的第一台收发报机。

1929年11月，经周恩来批准，无线电通讯科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电台，后来称之为上海中央台。1929年底，李强带着报务员黄尚英先后两次前往香港筹建秘密电台，建立了香港台。1930年1月，香港台与上海台两地电台首次实现异地通报，这标志着党的机要交联完全依赖人力交通线时代的结束，在党的交联通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31年李强正式领导建立国际台，实现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直接通讯联络。1931年至1932年间，中央特科先后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通报成功。中央特科电台及各地分台的建立，加强了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打响了公开惩叛锄奸的第一枪

中央特科三科（红队）承担了惩叛锄奸的职能，这是在白色恐怖异常残酷的特殊形势下，党赋予特科的特殊使命。

战斗在最前沿的“红队”不畏牺牲、英勇善战，是一支政治坚定、训练有素、组织有序的队伍，根据党的要求惩叛锄奸、清除隐患。党中央对红队的惩叛锄奸行动始终给予严格的限制，制裁对象被严格限定为严重威胁党组织和领导人安全且罪大恶极的叛徒内奸。每次采取制裁行动，都要经过严密侦查，掌握确凿证据，并且报经党中央、中央特委批准。特科数次公开惩处行动极大震慑了叛徒，沉重打击了敌人气焰，为保卫党中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央特科在党中央绝对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斗争实践，为党的隐蔽战线斗争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凝聚了血脉灵魂，在党的隐蔽斗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