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 | 仰望父辈们的年代

23年前的1999年9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口述历史《1959：“看上去很美”》。长达数千字的稿子，记述了1959年底口述者和老红军王天相到北京参观建国十周年成就展览会。红军时期，王天相曾是毛主席的马夫，这次进京，他想去见毛主席，让口述者给毛主席写信并跟他一起去，后因毛主席不在北京而未果。文章的口述者，就是我的父亲但昭清。

我父亲出生于1935年农历8月30日。新中国成立后，他投身土改运动，参加过“五四”抗洪，组建过农业高级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公社党委副书记。1962年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回乡务农，参加过许多国家和地方大型水利交通工程建设，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从我小时候开始，父亲那种勤奋、好学、为民、奉献、乐观、进取精神和对党忠诚的品质，就深深地影响了我和整个大家庭。最近几年，我陪他聊天的时间多了起来，在一次次的交谈和一次次的刨根问底中，我发掘出父亲人生经历中更多的故事与细节，凝视了一个过往时代的面相，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艰苦奋斗历程，看到了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前辈，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努力、无私奉献的精神生成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形象。我想，把父亲的讲述如实记录下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个性化的家族叙事、生动直观的党史、新中国史教育微文本。

目睹八路军攻打天井山除暴安良

旧社会能上得起学的多是富家子弟，但也有那种勤扒苦做、省吃俭用的人家，把从牙缝中省下来的粮食送给私塾先生，让自己的细伢崽能多识几个字，懂点孔孟之道，爷爷就是属于后一种类型的人家。爷爷家中当时有薄田9斗(1斗6升合为1亩)，正常年份1斗田能产两担多稻谷，爷爷、奶奶、父亲一家三口人，除去口粮和换油盐等日常用品，一年也能节余两担多稻谷。父亲8岁那年(1943年)，刚好有个穷秀才在自家门前中堂屋办了个私塾学堂，尽管日本鬼子经常要进村扫荡，但在自家门口上学堂总还是方便，爷爷便交两担稻谷给私塾先生算是学费，父亲开始上学堂了。说是上学读书，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东躲西藏中背写《三字经》《增广贤文》之类。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皇协军“和平救国军第二师”(俗称“锤子兵”)200多人盘踞天井山上(现赤壁市车埠镇鸡公山村)，要么是抓人为他们运砖运木材修碉堡，要么就是下山打家劫舍、欺男霸女、杀猪抢粮,老百姓一刻都不得安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爷爷带着一家人与其他几家人一起逃往虎型塘家(现赤壁市新店镇朱港村)躲避，即便如此，也险遭不测。“锤子兵”突然有一天把村子围了起来，三十多人被赶到一起，架上了机枪，威胁他们交出共产党游击队，否则全部枪毙。幸亏爷爷以前跟日伪军周旋过几次，胆子也吓大了，硬着头皮说:我们不晓得什么是共产党、游击队，我们都是本乡本土的老百姓，谁和谁是一家，谁是男人谁是堂客(老婆)谁是细伢崽是一家，生杀权在你们老总手上，搞清楚了再枪毙我们也不迟。“锤子兵”要保长担保,又检查每个大人的手指，见都不是打过枪的手，就抢了粮抓了鸡走了，他们总算躲过了这一劫。

不久传来消息，八路军(赤壁史料记载为三五九旅三支队，由李平、汪昌贵率领)已把天井山围困了几天，大家奔走相告，“锤子兵”的末日要到了，于是在外地躲避的村民又回到了家中。攻打天井山的前几天，八路军发动天井山脚下的七屋王家、罗田咀熊家(现车埠镇鸡公山19组)、穴龙山刘家、下屋袁家(现新店镇官仕坳村4组)的老百姓，帮助提供后勤支援，侦察攻打路线，还提前放出风来:农历8月15日中秋节夜晚发起总攻。

那天傍晚，父亲和许多乡亲来到自家屋后的高坡上，想看到作恶多端的“锤子兵”是如何灭亡的。天黑了一阵子，天井山方向的山脚下和山顶上传来一阵一阵的枪炮声，并伴有火光闪烁，不紧不慢的枪炮声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喊杀声骤然响起，同时传来异常密集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火光映红了天井山顶，十多分钟后，激烈的枪炮声没有了，有人议论说:八路军肯定打赢了;再也不怕“锤子兵”了。第二天，到处都在传播攻打天井山的情节:八路军开始隐藏在事先挖好的掩体中，时不时向山顶开枪，让敌人不明虚实，开枪还击，尽量消耗他们的弹药。强攻时，自愿报名带路的村民，头顶着用水浸泡、叠成四层厚的棉被，在最前面的中间为八路军带路，一路强攻至山顶，炸掉了敌人的碉堡营房等，全歼了“锤子兵”。

此后，父亲又断断续续上了四年私塾学堂，读完了《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诗经》及十本《国文》等，且大多数都能背下来，还能熟练打得一手好算盘。父亲的这一段求学经历，对他后来的人生经历影响不小。可惜的是那些老书籍在“文革”中都被烧毁，只留下一本已成黑褐色的《幼学》，交给我保存了下来。

“五四”抗洪证明社会主义好

新中国成立后，私塾学堂解散了，父亲跟随本家的一个爷爷学木匠。其间，土改运动全面展开，因父亲识得一些字，会打算盘，土改工作队要他帮助做些文字工作和土地登记工作。1952年进行土改复查，要经常开会学政策，工作也更加繁琐，父亲干脆把木工辞了，一门心思搞工作。土改复查的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要查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是不是都种上了农作物;要查每户的土地证与所种的田地是否相符;要查地主、富农是否搞复辟、私下里是否有强占土地的现象等等。父亲大多数时间都是走访农户，到田间地头核实和丈量土地，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因工作成绩突出，成为当地首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1954年夏季，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洪水造成大罗湖及周边乡村80%以上的水田被淹没，低洼村庄的房屋进水，陆水河黄土垸（现车埠镇黄土垸村)的堤坝顶全部浸泡在洪水中，幸好垸内的村民被提前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安置,就连洪湖市青山垸分洪，老百姓大多数也都转移安置在蒲圻（赤壁）余家桥、新店、车埠范围内的村庄。山洪过后，江水猛涨，那时还没有车埠长江支堤，大罗湖外与长江直接相通，一片汪洋，大罗湖防汛的唯一屏障是一道民国时期留下来的单薄低矮堤坝。为了挡住长江洪水不进入大罗湖垸内，尽量减少洪灾损失，车埠区大罗乡组织民兵突击队进行抗洪抢险，时年19岁的父亲担任副指挥长，临时搭建一个简易工棚，吃住在抗洪一线，白天筑子堤、堵缺口、加固堤坡，晚上通宵巡堤查险，因堤内堤外都是水，进土只能从堤坝两头的山坡上挖土运送，来回一趟要走1公里多路，全靠人工肩挑背扛，非常辛苦而危险，所有参加防汛人员都懂得防汛就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道理，人人都服从命令听指挥，个个都是任劳任怨，民兵突击队是三天一轮换，每一轮有100多人，父亲家里距大罗湖堤坝也就七、八里路，家中的田地也受了水灾，洪水也淹到了家里的房屋脚下，但他一趟家都没回，在堤坝上坚持奋战了68天，直到取得防汛抗洪胜利！

防汛抗洪结束后,县、区、乡开始组织核灾减灾，生产自救，所有受灾群众的口粮全部由国家免费供应，提供贷款和种子，号召家家户户种小麦、种蔬菜，一直到第二年的夏粮成熟才停止口粮供应，没有一人因大灾而饿肚子，老百姓都由衷地感叹:共产党真英明、真有远见，要不是头一年(1953)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把家家户户生产的粮食有计划留口粮，把余粮统一收购储存起来，当年哪有粮食发给大家，要是在旧社会，不知要饿死多少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

看《新闻联播》是父亲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时，他会联系过去的经历，讲他那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

在土改运动以及防汛救灾工作中，父亲不断得到锻炼，政治上逐步成熟，政策水平、执行能力也逐步提高。1955年3月，由大罗乡副乡长廖大明（后任蒲圻县水利局副局长）作为入党介绍人，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全县同全国一道，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由农业互助组过渡到农业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父亲通过学习政策，了解全县工作进度，就向乡里提出：我们干脆直接搞农业高级社，土地都交集体所有，农户的耕牛、农具作价交集体统一使用，分三年偿还，大家统一劳动，按劳分配，共同致富，我保证群众都有积极性。这一建议得到全县会计组组长向光明（负责全县成立农业初级社、高级社的业务指导）的支持，也得到了车埠区的同意。从此，大罗乡七、八、九组成立农业高级社工作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1956年8月，组织上安排父亲到孝感专区（当时蒲圻县属孝感管辖）学习培训，在此期间，大罗乡七、八、九组选举父亲为农业高级社主任。三个月学习培训结束后，乡里征求意见：农业高级社应该取个名字，父亲说：国家有个新华社，我们就叫新华农业高级社，这个会不会犯错误？乡里说：不犯错误，就叫新华农业高级社（后来成立人民公社，新华农业高级社改为新华大队）。因为新华农业高级社在车埠区第一个成立，取得了成功经验，结果就成了全区的典型，不久，全区的农业初级社全部转为农业高级社。

父亲还讲到，他们那个年代没有机械化，专业技术人才也不多，连高科技这个词都没听说过，要完成一些艰难的工作任务，全靠个人平时知识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关键时刻就能派上用场。1970年11月，陆水河综合治理工程皂潭改道工程全面开工建设，新开挖的河道长3.25公里，主河道宽60米，是陆水水利枢纽工程配套项目，也是“五湖”(大罗湖、小罗湖、梅湖、鱼儿湖、林坎湖)治理控制性工程，全县组织万人会战，县指挥部要求一个冬天完成新河道开挖、老河道截流封堵主体工程任务，确保新河道第二年能投入正式行洪防汛。会战以每个公社成立民兵营为单位开展劳动竞赛，公社书记任营长，定期进行评比，先进的发流动红旗，落后的在工地广播站大喇叭里点名批评，劳动场面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热火朝天。车埠区枫桥公社所分到的作业面是砂石泥土，特别坚硬，需要大量劳力人工开挖，工程进展一度靠后。公社书记张成彬(后任过赤壁镇政协联络组组长)等领导紧急商量对策，有人建议:但昭清在(车埠)燎燃水库建设工地，他参加过大冶铁路建设和蒲茶(蒲圻至茶庵)公路建设，懂点爆破技术，把他调来进行土方爆破，我们就不用费力去挖土了。父亲到工地后提了两点要求:一是要先做小试验，确保爆破成功;二是安装雷管装填炸药和点炮都很危险，由自己一个人完成，其他人不能沾边。张书记表示同意，强调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时点炮只能是人工操作，点炮有先有后，每个爆破点的导火索长度要依次缩短，才能保证几个爆破点在同一时间起爆。父亲对导火索的燃烧时间精确计算到秒，再确定每个爆破点导火索的长度。从装填炸药开始，父亲按照安全要求，把所有人员疏散到安全地带避险，装填好每个爆破点的炸药后，依次点炮，然后躲到百米外事先挖好的安全土坑中；爆破结束后，又检查是否存在哑炮。按照这一程序操作，爆破作业面的砂石土壤全部被炸松散，装土挑土效率一下提高了两三倍，枫桥公社民兵营由后进单位变为红旗单位，也从未出现过安全事故。张成彬书记兴奋地称赞:但昭清胆大心细，真还有点本事，为我们公社作了贡献，争得了荣誉。

父亲讲完这个故事，我心中莫名涌出疑虑和担心，随即上网查阅土石方爆破的相关知识，他所讲的主要爆破流程及技术要点都对，但按照现在的施工爆破要求，需要先通过考试取得爆破证，爆破公司要取得相关资质，承接爆破工程后，还要编制上万字的施工规划，经审核通过后方可爆破。而在那个年代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要加快建设速度，很多工程就只能土法上马，那时还真是应验了那句“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那句谚语了。我心底由衷地感慨:多亏了老一辈苦干、巧干、拼命干，为我们今天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一副被撕掉的对联

父亲经常讲:一个党员、干部，只要你心里装着老百姓，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不遗余力为他们做好事，办实事，他们就会发自内心感谢你，感谢共产党。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老百姓春节送对联的故事。

1957年10月，父亲被县委任命为长泉乡副乡长（原大罗乡更名），1959年4月，父亲再次由枫桥公社副社长（原长泉乡更名）改任党委副书记，最初工资定级为25级，月工资28元多。

父亲在参加土改运动、组建农业高级社中，走遍了田间地头，访问了千家万户，参加了多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和专业培训，这些经历让父亲得以不断成长，他不仅有一定的政治素养，并且有较高的政策水平，特别对群众的生产生活知根知底，乐于跟群众打交道，善于处理化解各种矛盾，哪里最困难，组织上就派他去蹲点。1959年秋天，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缺粮缺食物，很多人都因为饥饿过度而得了浮肿病，而缺粮最严重、浮肿病最多是光荣大队（现余家桥乡光荣桥村），公社就派父亲去光荣大队驻队，尽快扭转困难局势。父亲到任后，全身心扎根在群众当中，白天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就到农户家中走访，了解民情民意。同时，还注重收集各种信息，当得知黄盖湖农场的草棚屋都要改造成砖木房需要木材时，他立即跑县林业局和黄盖湖农场，请求：只要林业局给砍伐指标，光荣大队可以提供木材，并且可以通过沧湖直接把木材运到黄盖湖，节省运输成本。这一方案得到了县林业局和黄盖湖农场的同意。随后，父亲又向公社建议：一半木材以现金结算，一半木材换粮食和小麦种，这涉及到国家粮食政策，搞得不好会犯错误，如果我挨了处分，组织上要为我说句话。公社党委研究后答复：就这么搞，有问题组织上替你担着。结果光荣大队用木材换来了4万斤粮、5千斤小麦种，解决了群众缺粮问题和秋播缺种问题，也为来年夏粮丰收打下了基础。

木材换粮的机会只有一次，解决以后的粮食问题，还是要靠自己。1960年春季，公社下达到光荣大队的“双季稻”任务是500多亩，多一亩就能增产300多斤（那时的早稻亩产只有400多斤，晚稻亩产只有300多斤），完成了500多亩任务，全村一年就能增产15万斤以上。哪些田能栽双季稻？哪些田可以解决水源抗旱？父亲心里没数，怎么办？父亲找到大队书记向贵发商定：我们今天下午把生产队长、贫协组长、妇女队长请来，开个“诸葛亮”会议，只要群众有了积极性，“双季稻”任务就能完成。开会时，父亲先发言：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公社，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只要我们拼命劳动，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如果我们还要找国家要救济粮，我们光荣大队就一点不“光荣”了，我们粮食丰收了，还要支援国家，让解放军守卫好边疆。如何把粮食产量搞上去，就是要多栽“双季稻”，哪些田能栽“双季稻”，你们比我清楚，完成“双季稻”任务，就靠你们了，现在向书记陪着你们把每个生产小队水田的家底摸清楚，我去搞几个菜，买点酒，开完会大家喝点酒鼓鼓劲。随后，父亲与大队供销部营业员李久荣一道下到沧湖，捕捞了十几斤鲜鱼，又自己掏钱买了几斤鸡蛋、麻花和5斤谷酒，亲自动手做了萝卜炖活鱼、麻花蛋皮汤两大盆菜。此情此景，感动了所有的参会人员，有人说：就凭但书记讲的道理和为我们亲自捕鱼做菜买酒，我们也要多栽“双季稻”，凡是有水源车水的水田都要栽上“双季稻”，就是遇上了干旱年，我们多加几个夜班车水，也要保证水稻丰收。最后各小队把能栽“双季稻”的水田面积进行统计，全大队能完成700多亩，超任务200多亩。到了早稻育秧季节，光荣大队全部按计划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公社的通报表扬。大队向书记高兴地对父亲说：“你真是会做群众工作，超额完成‘双季稻’任务，粮食增产就不成问题了，既能完成国家粮食任务，群众一年的口粮也更加有保障了”。

冬天到了，光荣大队新屋李家是个大的自然村湾，浮肿病减少了，得肠胃病、皮肤病的却比其他村湾的都要多，父亲就搬到新屋李家村湾住下来。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父亲凭着在外学习获得的一些基本卫生知识进行分析，作出判断：群众得病的原因，可能与人畜共用一口水塘的水源有关，当即就提出，在水塘土坝的下面十米处打一口专用的饮水井。有人说：那还不是水塘里的水，怎么到了井里就干净了？父亲解释说：塘里的水通过土壤深层过滤，细菌和不干净的东西都过滤掉了，流到井里的水就是干净的水了。父亲保证：给我三个壮劳力，三天把井挖好做成，如果井水不是清水，饮用了还生病，我赔你们50元工钱（接近两个月工资）。群众觉得有道理，就派了三个壮劳力一起打水井，父亲又将自己买的草鞋让群众穿上，自己打赤脚一起挖水井。腊月二十几水井完工，井里涌出来的是清澈的水，村湾上百号人用之不竭。群众说：从来没有人想到为我们打一口水井，多亏了但书记，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大年三十清早，父亲起床后就发现，房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昭明日月全球照，下联写：清正治民江山长，横批：但且高升。父亲一看，急得不行了，说：谁写的？这是要我犯错误，犯大错误。得知可能是村里的“秀才”李其海写的，当时就找到他。李其海说：你帮我们解决了吃饭和饮水问题，大家不知怎样感谢你，委托我写副对联送给你，没有写好，千万莫见笑。父亲说：要感谢就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你这么夸奖我，会让我犯政治错误，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对联我要把它撕掉，你千万不要怪我不近人情。父亲回去后，就把对联给撕了下来。

申请回乡共度时艰

我刚记事时，母亲不经意间提到过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当成“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行挨过批斗，那时我并不知道当成“走资派”意味着什么，现在了解了父亲当成“走资派”的全过程，才觉得他在那个年代经历了普通农民不一样的经历，从一些故事细节里和我过去记忆中保存下来的一些影像，我更能感受到，无论是当干部还是当木匠、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父亲始终保持一颗正直、向上、善良的心。

1962年上半年，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精兵简政，裁减国家干部，方式是个人申请或组织安排、本人同意。父亲知道这一政策后，主动申请回乡，组织上不予批准。父亲又再次申请，理由有三：一是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二是现在对农具的需求量比过去大大增加，我有木匠手艺，打造和修理农具，也是对农业作贡献，帮群众打家具、造房子，也是服务人民；三是家庭很困难，需要回家照顾。因父亲反复申请，组织上只好批准父亲回乡了。父亲还做好在公社卫生院当医师的母亲的工作，一起回乡。

父亲回乡后与生产队签订了劳动协议，只做木工，一般不参加生产队劳动，每月向生产队缴纳45元现金，作为生产队的副业收入；按甲等劳动力记工分，参与生产队核算分配口粮和年终决算分红。那时木工工资每天是3元，平均每月有20多天的木工活可做，一个月可挣70元左右，除去上交生产队的45元，每月还有20多元补贴家用。做木工是个体力劳动（过去没有任何机械可以辅助人工），更是脑力劳动。农具要做得好用，涉及几何学和力学，父亲肯定不懂几何公式和力学原理，但他在实践中能悟透每个农具好用的窍门，比如说水车，出水的齿轮和进水齿轮大小的比例，传水叶片安装的松紧都关系到水车工作时的效率高低，师傅在教徒弟时，能教你怎么做，告诉你尺寸和比例，但里面的一些小窍门，全靠自己去观察和琢磨。父亲就是一个特别善于观察和喜欢思考的人，好用的农具他能说出一、二、三来，不好用的农具到他手上，总能找出原因，发现问题大的农具，就搬回家中换“零件”；表面看不出毛病、但就是不好用的农具，父亲到现场看一看，摸一摸，再用锤子敲一敲，或塞个木楔子，钉个钉子，再拿到田里一试，果然用得得心应手。周围的老农都说：凡是但书记（父老乡亲们对父亲的尊称）造的农具和摸过的农具，用起来就是轻松些，真是双“神手”。因此，父亲的木工活是相当的“火爆”，不仅在本大队做木工活，还经常被周边的大队请去打造和修理农具。

到了冬季农闲季节，一般是老百姓娶亲嫁女的时候。娶亲的要打造婚床和整套结婚用具，嫁女的条件好的家庭要打一套衣柜作嫁妆。父亲为了把家具做得更精致更好看一点，在做农具的同时，继续拜老木匠为师，学习木雕刻和上油漆，有时候会把成套的木工活安在家里做，我小时候看父亲做木工活看得最多的是父亲为婚床、衣柜上用雕刻锉刀雕刻花草、喜鹊、鸳鸯和八仙过海图案，然后根据花草、喜鹊的颜色上红的、绿的、蓝的、白的油漆，父亲当时忙活专注的神态，俨然像一个艺术大师。一套家具完工后摆在一起，犹如一套工艺品，显得格外生动、亮丽，让婚庆家庭充满了喜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从上至下，都要揪出“走资派”，父亲因做木工活，每月都有现金收入，被本地“造反派”强行戴上了“走资派”帽子。开始只是开小会批斗，造反派觉得场面不够大，就要“走资派”在全大队每个小队进行游行批斗，游行批斗要有一身“走资派”的“行头”：头戴纸扎的高帽子，上面写上“我是走资派”，肩上要挑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工具或货物。有造反派提出让父亲挑着整套木匠工具（有80多斤）游行批斗，公社派驻的“四清”工作组组长吴枣林了解我父亲的为人，当即提出了一个理由予以制止：木匠工具大多是修造农具的，是帮集体搞好农业生产，不是搞资本主义，就背个斧头和锯子就行了。游行批斗时，“走资派”还要作自我斗争，要把自己“斗”得一无是处，体无完肤。父亲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他对“造反派”说：我不知我错在哪里，你们认为我有错，你们写好了我照着念就是了。“造反派”只好为父亲编写检讨书，因为那时农村识字的并不多，检讨书的第一句“但昭清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好”字结构写反了，写成了“子女”，我父亲在游行自我批斗时，就照着检讨书上说：“我子女走资本主义道路”，造反派当时就发火了，父亲说：“你们怎么写的，我就怎么念”，引来围观群众哄堂大笑。有好心人替我父亲抱不平、出主意：让你游行挨斗，太不把你当人对待了，干脆在外躲一躲，过了这个风头再回来。父亲说：我爱人已有了7、8个月的身孕，我不能跑，我跑了，造反派如果批斗我爱人，那就更不得了。第二天继续游行批斗时，造反派把父亲与地主分子一起进行游行批斗，父亲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地主，你们敌我不分，要‘斗’我就单独‘斗’我”。其实“造反派”当中大多是看热闹的年轻人，“出风头”的只有几个人，搞两支游行批斗队伍，也没有精力去组织，游行批斗我父亲就这么草草收场了。

父亲无论是做农具还是做家具，仍然保持当干部时的风范，特别体贴民心，特别讲艺德，遇到困难家庭，需要三十个工作日完成的家具，父亲带着徒弟一起，起早工、加夜班，提前一个星期完工，不能及时给工钱的，总是先欠着或免收部分工钱，方圆二、三十里，除了说我父亲是一个好干部外，再就是称赞我父亲是一个德高艺精的好木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小柏公社工作时，经常要下到村、农户家中去，有老同志介绍：小但就是原来老但书记的儿子。有人就会说：你父亲真是个好人，我结婚时的家具就是他做的。有人还会拉着我到家中去看父亲曾经做过的婚床、衣柜，尽管家具上雕刻的花纹里渗进了岁月的尘埃，但仍能看出花草生机勃勃，喜鹊、鸳鸯栩栩如生。我对他们说：“这些家具千万要保护好，不要卖给别人，或许过几十年能成文物”。这话果然被我言中，十多年前就有好多文物爱好者把这还不算老的婚床、衣柜收藏起来了。估计父辈时代制造婚床、衣柜的整套工艺现在在赤壁也失传了。

修泉塘水库保障农业命脉

1974年12月，全县撤销区建制，成立大公社，父亲被任命为小柏山公社茶场场长，1976年6月，组织上再次安排他回乡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我上初中，晚上在家看到最多的是他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和打算盘，次数多了，我就问他:你天天在家写呀算呀，是不是像我们一样也要做家庭作业？父亲一脸自豪地说:我要修建一座水库，今后全大队的水稻都不怕干旱了。我还是不太理解:一座水库有那么大的作用？他强调:作用大得很，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县里建的陆水水库(水利枢纽)工程都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我愈发好奇:你咋知道的？父亲放下手中的工作，讲述了他对陆水水库的了解。

1959年底，由蒲圻县委副书记郭天江带队，父亲作为基层干部代表，和劳模、老红军代表等48人到北京参观建国十周年成果展览。参观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三峡试验坝蒲圻陆水水利枢纽工程规划用石膏做成模型，工程模型形象逼真，工程介绍详细具体，能防洪，能发电，关键是能灌溉。父亲很自信地讲:党中央、毛主席都关心我们的陆水水库建设，这说明水利建设是大事，我们大队泉塘但家庄有个泉水塘，长年泉水不断，肯定适合建水库。

为了做好新建水库的前期准备工作，父亲白天和大队干部一起实地勘察地形地貌，晚上就查阅相关资料，分析研判水库工程建设的可行性，通过初步计算，水库可建成蓄水11万立方米的小(2)型水库，可满足全大队两千多亩水田水稻生产灌溉，确保旱涝保丰收。这一方案得到了小柏山公社党委书记王昌荣（后来曾任县农机局局长）的支持：赶快设计，尽快开工，我帮你们到县里立项，争取资金支持你们。1977年10月，泉塘水库工程全面开工，公社拨专款4000多元，用于7户人家搬迁，调集周边3个大队的劳力帮助挑土筑坝，公社农机站安排一台压土机对土坝进行碾压，两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土坝工程，共完成土方三万多立方米。当年冬季和第二年春天，又组织全大队的群众开挖8公里长的土渠，贯通全大队7个生产队的水田，并在泉塘水库东西两侧修建了两座20千瓦的电排站，用于水稻生产抽水抗旱。1978年，全大队所有水田全部种满种足，“双季稻”面积也大幅增加，因为有了泉塘水库及电排机站抽水抗旱，全大队的水稻实现了自流灌溉，从此结束了祖祖辈辈人工用水车车水抗旱的历史，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效率。恰逢那一年，新建的车埠五湖泵站正式投入使用排涝，大罗湖内的低湖田全部栽上了中稻，全大队全年粮食总产由上年170万斤猛增至240多万斤，人均增产580多斤，除了超额完成国家粮食任务外，余粮所得收入成了各生产队年终分红的主要收入来源，我家也是从那一年开始，由过去的超支户（家庭人口多、劳力少，家中所分配的粮食食物等总价格超出了劳动所记工分的总价格）变成了分红户。

走向市场：麻纺厂边的小木屋

进入八十年代，各级干部都要解放思想，实现年轻化，不到五十岁的父亲感觉自己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1984年下半年，他主动向车埠镇党委书记祝儒吟（后任赤壁市人事局局长）提出，不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也不要组织照顾去镇办企业任职，只要求在镇麻纺厂附近安排30多平米的临时用地，搭个简易棚开个早点、小吃店。祝书记当时就给予肯定：很好，现在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做生意，多发展个体工商户。并亲自跟麻纺厂负责人打招呼，安排临时用地。

虽然只是开个小吃店，但并非易事，家中只有一百多元的积蓄，也没有现成经营场所(只落实好了30多平米临时建筑用地)，更没有开店的经验，责任田也交给了生产队里，一家8口人过日子全靠小吃店，背水一战是唯一出路。1985年春节一过，父亲就把木匠手艺的“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自己设计、自己绘制施工图纸、自己动手，利用家中的木材，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家里制作木结构房屋组件，现场又精心组装，几天时间，一个结实、美观、可移动的三十平米左右的木房子就完工了。小吃店开张初始，就受到周边企业职工的喜爱，光顾小店的人越来越多，一、两个月后，有顾客提出：如果能提供正餐会更好，来了客人吃饭会更方便些，小店的生意也会慢慢做大一点。母亲作为小店的“大厨”，原有的家常菜手艺已不能满足食客的胃口，父亲和母亲就买来菜谱去对照学习，通过对新菜品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进，小吃店渐渐也能像模像样招呼客人吃上满桌子菜的正餐了。每到月底算账，也能赚到1千元左右。

一年多后，麻纺厂要新建宿舍楼，小吃店所在地原本就是宿舍楼规划用地，好在父亲设计安装的木房子可以整体移动，父亲取下木房子上的石棉瓦，卸下四面墙的木板子，请了十来个人，把木房子抬到新的临时建设用地上，只花了三天时间，对木房子进行整理和简单装修，小吃店又重新开张了，进店吃饭的顾客都夸父亲：老但的木匠手艺果然名不虚传，建的木房子还能抬着走，既节约了搬迁成本，又节省了时间。

1988年下半年，通过三年多的积累，父亲向镇土地部门申请了130多平米的地基建房。为了节省建房成本，三层楼房的木工部分全部由父亲一个人亲自完成。楼房建成开张后，原来无名的小吃店正式挂上了“但家餐馆”的招牌，进餐环境不断改善，大餐厅装上了电风扇，一个小包间安上了窗式空调，顾客要在空调房进餐，须提前一天预订。餐馆的菜品更加丰富，虽然没有天南地北的名菜，但红烧猪蹄膀、土鸡苕粉汤、粉蒸猪排骨等都是整个车埠街上响当当的招牌菜，只要是去过但家餐馆的人，至今都会怀念说：“再也吃不到那时的味道了”。1999年，父母年事已高，弟弟妹妹都有自己的工作，也都不想从事餐饮行业，但家餐馆就此淡出了车埠人的记忆。后来我们总结父亲当初决定开小吃店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获是，弟弟妹妹都增长了见识，家中小妹和小弟因经营餐馆赚钱而上了中专和大学，兄弟姐妹中总算有了正而八经的文化人。

六年前，父母从城里回到乡下养老。尽管父亲八十多岁了，走路已离不开拐杖，但他仍会隔三差五沿着乡村公路走走看看。每当我们兄弟姐妹回到父母身边时，父亲都会给我们讲他的最新发现和最新感受:又有一个村湾修成了公园模样;鸡公山上的树差不多长成了原始森林;泉塘水库国家拿钱整修后变得更漂亮了;乡村道路比以前更宽更平了;猕猴桃果园挂的果比前两年多多了;乡遇·鸡公山民俗项目差不多要建成了;城里的空调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老人坐车不要钱了……。每次我都认真倾听，父亲讲到兴奋时，我在他那舒展的眼角中，总能看到满满的欣慰与自豪！

作者单位：湖北省赤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作者简介：但锐金，湖北赤壁人，曾任乡镇宣传干事、组织委员、镇长、镇党委书记、市人事局局长、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领导工作研究》内参、《咸宁瞭望》《咸宁日报》《咸宁人大网》等报刊网发表过微型小说、调研文章、通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