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荣光：1955年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时的动人故事

■中央军委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为加强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0年7月4日，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在军委部长会议的发言中，提起军衔、奖励问题，拟在总干部管理部的编制里增设军衔奖励处，并准备把1951年的首要任务定为给军队评定军衔。

1939年和1946年，我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施。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党内又开始酝酿关于军队内部的等级和军衔制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解放军军兵种发展很快，短短两年多，空军、海军和装甲兵、防化兵等新的军兵种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初步建成了一支军兵种齐全的诸军兵种合成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解放军已有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作战形式，尤其是与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作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无军衔，朝鲜人民军有军衔，在确定指挥关系和协同作战上带来许多不便。因此，实行军衔制，不仅已是解放军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现代战争对军队协同作战的需要。实行军衔制度，便被提到统帅部议事日程。当然，要在全军正式授军衔，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授军衔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罗荣桓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傅钟，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为此忙得不可开交。给数以万计的功臣“论功行赏”，评定军衔谈何容易？在要评衔的人当中，许多是红军时期的老同志，也有不少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还有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同时，还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军干部的平衡问题等等。

经过1951年进行的外围基础工作，如对从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庞大单一的陆军步兵进行精简整编，裁减员额150余万，同时又扩大海、空军军种和陆军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的建设，并重新清理干部、战士的档案，总政治部对评定军衔的工作有了大致的宏观把握。

1952年初，罗荣桓率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与苏联专家开始酝酿军衔等级设置方案，拟设6等20级，即：元帅3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4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3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4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2级，上等兵、列兵。

但是，这个方案遭到当时的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因为苏军中没有准上将和准尉，同时，他还反对中国的准将制度。莫斯科也发来电报支持卡苏林的意见，中方最终妥协。

1952年11月26日，罗荣桓代表总干部管理部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实行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中列出了与苏军顾问拟制的初步计划。

1953年初，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准备于当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条例未能实行。同年9月上旬，彭德怀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实行军衔制的必要性。1953年底召开的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要实行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1954年10月，经罗荣桓提名，宋任穷调任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同赖传珠和徐立清一起协助罗荣桓工作。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1月28日，总政治部印发《关于实施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度的宣传要点》。2月8日，包括军官军衔制有关内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由毛泽东颁布实施。军官军衔等级正式设为4等14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条例》规定：“军衔是军官终身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因此，解放军实行的军衔制度，属于永久军衔性质。永久军衔的特点是，将军官的荣誉称号、待遇、等级和职务因素融为一体，使其兼有调整部队指挥关系和调整个人利益关系的两种功能。当然，军官犯了错误，“军衔降级可以作为一种惩戒”。还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军衔高的军官对军衔低的军官，军衔高的为上级。当军衔高的军官在职务上隶属军衔低的军官时，职务高的为上级”。根据这一规定，同在一个连队工作的上尉副连长，必须作为下级而服从中尉连长的指挥。

按干部任免权限，授予上将至少将军衔人员名单由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予；授予校官军衔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1955年8月11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达了《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士兵军衔正式设为2等5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这样，军官和士兵军衔等级设置总共为6等19级。经过反复酝酿，全军军官和士兵的授衔工作正式开始。

由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负责提出名单的少将至上将共有1000余人。他们绝大部分入伍于红军时代，也有少数人入伍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及起义将领。战争年代，他们在不同地区作战，立下了战功，为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任职和级别有高有低，德才表现也有差异。在评定军衔时，对这1000多名部队骨干，如何能做到公平合理，基本上符合本人状况，从而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怀仁堂授衔仪式主席台上向共和国将帅们致贺

■毛泽东提出不要大元帅军衔。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终于诞生■

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些常委提出，毛泽东应被授予大元帅军衔，就像斯大林那样，而他比斯大林率领部队打的仗多，时间又长。同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都应被授予元帅军衔。对此，刘少奇和彭真都在会上作了说明。他们说，这个建议是合理的、正确的。

不久，彭德怀、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等人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授衔的初步方案。此方案中，毛泽东被评为大元帅，评出的元帅、大将也不止十个。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接着，毛泽东问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刘、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转到地方工作的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李先念等人：“你们几个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反复考虑，认为毛泽东已任党和国家主席，周恩来已任政府总理，现在又是和平时期，他们不要军衔也有道理。于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应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大元帅衔空缺未授；为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又增设了准尉军衔，准备过渡一两年之后撤销，但实际上一直保留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时。

1955年授衔时，评衔条件掌握较严，按照中央的规定，军衔评定的参考标准分为三项：军功、资历、任职。中将以上可以称为高级将领。少将以上的军衔评定交由彭德怀、罗荣桓等人负责，元帅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

关于元帅军衔的授予标准，《条例》第二章第九条规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了正兵团级以下各级军队级别与上将以下各级军衔的比照标准。《编制军衔》规定了兵团司令员以下各级职务与上将以下各级军衔的比照标准。

彭德怀、罗荣桓等主管评衔的领导人，在评衔过程中始终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人应授什么军衔，主要是根据现任职务，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战功和现实德才表现，并适当考虑个人资历，同时又作全面衡量。罗荣桓要求干部部门按上述原则，首先选出各类人员的标杆，然后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比较，最后提出评定军衔等级的意见。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234人，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请示，然后由他亲自提出名单。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萧华和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评衔很重要的依据是干部当时的级别和职务。但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按当时每人的职级机械套衔，因此按职级评衔存在很大的伸缩性。例如同为少将，有正师级的，有军级的，还有准兵团级的。对一些级高而评衔相对偏低的干部，罗荣桓亲自谈话，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说明原委，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照顾大局，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有少数人资格较老，有重大战功，但历史上又屡犯错误，如何评定他们的军衔也是一个需慎重对待的问题。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终于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1955年9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10名元帅依次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10名大将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校级军官3．2万名，尉级军官49．8万名，准尉11．3万名。

上将及其以下的将官，其名单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以将军们当时在军队的任职职务，按照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列，依次是国防部、军委各总部、军种、兵种、军事院校、大军区、志愿军等各大军事单位。其中军事院校和军兵种的次序略有变动。中将和少将的排列顺序在大军区仍按原6大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来进行。同时，少将在系统单位内按照职务级别：准兵团级、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正师级等，分别依次排序。

毛泽东主席向朱德元帅颁授勋章

■将帅们虚怀若谷，主动让衔的佳话频传■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要军衔，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领导人除赛福鼎·艾则孜、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领导，如程子华、习仲勋、杨尚昆、滕代远、舒同、江华等，还有驻外大使，如耿飚、姬鹏飞、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都没有授予军衔。

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军队领导人，高风亮节，以身作则，纷纷提出降衔。

第一个提出让衔的是徐向前。他的理由主要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他给毛泽东专门写过信，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评这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内“山头”最大的同志为元帅，而徐向前的让衔有小部分原因也是避嫌。

第二个是主持评定工作的罗荣桓。他不同意自己出任元帅，因为自觉无尺寸军功。然而，毛泽东坚持罗荣桓上选，他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大将里面让衔的首推许光达。许光达在接见苏军代表团以后，周恩来通知他将被评为大将，他感到很不安。周恩来让贺龙做他的工作。贺龙说：“这次授衔，10个元帅、10个大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反复研讨、权衡，又照顾各方面而决定的。”许光达却反问贺龙：“如果柳直荀、周逸群要还在，应该授什么军衔？”贺龙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不忘却共患难的亡友。周、柳有可能像总理、邓小平一样，改行搞党务或行政。”许光达又问：“贺锦斋、段德昌要是不死呢？”贺龙回答：“可能是大将。”“若是叶挺还在呢？”“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许光达又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均不如他们。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后来，许光达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信，要求降低标准，只评上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作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讲话时，对许光达让衔一事进行了真挚的赞扬：“同志们，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的一面很好的镜子！五百年前，明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达，他是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五百年后，我们人民军队中也有一位大将，他就是许光达，他是以他的高风亮节而名震天下的！”1965年，取消军衔制，改为国家行政级别。根据规定，许光达应定为行政四级。这时，他坚决要求把自己的行政级别降为行政五级。

大将里还有一个让衔的是徐海东。徐海东一生三次“让贤”：第一次就是因为上级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丝毫没有怨言，主动提出自己做副军长，让专门赶来做他工作的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很感动。第二次，他把新四军副军长的职位让给张云逸，主要是考虑张云逸在百色起义的功绩。这次，他提出自己在1940年以后几乎没有再工作过，所以，不适合当选如此之高的军衔，他推荐了王震、萧克，而许光达向中央推荐的也是这两个人。徐海东在让衔的时候曾经说过：“想起徐宝珊、吴焕先同志功劳都在我之上，却过早地为革命牺牲了，我何以能够当得起大将呢？”

中将里让衔的有徐立清和孙毅。徐立清要把自己该评的上将降为中将，孙毅则是要把自己该评的中将降为少将。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在1949年底就是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但是，他坚决要求把自己降低为中将，彭德怀苦笑着说：“别人都说我是犟脾气，我看你比我还犟！”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说完，周恩来把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在授衔庆祝酒会上，未被授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少奇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啊。”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素有“孙胡子”之称的孙毅，1936年2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1945年任冀中军区司令员，解放初，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与他一样的同志戴上了上将军衔，而他只是中将，评衔前他给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党组织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大大超过我的奉献了。”

还有白志文少将，红军的时候就是师长。评定他为少将，有人就建议他去争一下。白志文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想想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现在应该知足吧。”

像段苏权少将，红军时期就是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是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的行列里，周围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团长；在他的前排，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行列中，有几位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师长；再前排，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行列中，站着当年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位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段苏权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像谢振华少将，在红军长征前撤离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仗——高虎脑战斗中，担任红十四团政委，才18岁。长征胜利后，谢振华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科长，许多重大案件他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时期，他担任华野第十二纵队司令员。1949年全军整编时，他担任第三十军首任军长。按资格、职务和战功，应该授中将军衔。

担任全军首任野战军军长的还有邱蔚、朱绍清、胡炳云等，担任首任军政委的还有廖海光、李中权、谢明等，都是资格老，职务高，战功大，应该授中将军衔，而实际上只授了少将军衔。他们没有说什么，而是表现出战争年代见了荣誉就让的高风亮节。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更是正确看待自己的军衔。

朱德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是德高望重的元勋。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后对高级将领们说：“目前中国革命已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同志们，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人家把功劳归给我，我就把功劳往下推，我想你们也要这样推才好。”

朱德、彭德怀元帅在授衔授勋典礼上

彭德怀在同干部闲谈中也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这个牌牌，我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那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徐向前也说：“我们这些人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罗荣桓没有将被授予元帅军衔看成是个人的荣誉。他对总政治部的一些干部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解放军首次授衔、授勋典礼隆重举行■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北京举行隆重的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大会。参加典礼的共有1300多人。

主席台正面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挂着国旗。

在主席台上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在主席台上的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代国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毛泽东在主席台前，亲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勋章，授予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8人。林彪、刘伯承2人因病未出席大会。

授予元帅军衔仪式以后，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

同日稍早时间，国务院先举行了授予将官军衔和勋章的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命令，周恩来总理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粟裕等在京的将官。

参加授衔、授勋典礼的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各部部长、副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各民主党派，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军官，各军区、各军种兵种和军事学校的国庆节观礼代表，应邀参加典礼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节观礼代表团代表。

下午6时半，授衔、授勋典礼在军乐《胜利进行曲》的旋律中完毕。

此刻，怀仁堂的后草坪上，早已摆好了一片餐桌，餐桌上杯盘鳞次栉比，盛满丰富的冷餐和水酒。所有参加活动的人，餐饮都自己动手。金灿灿的肩章、勋章、纽扣、衣领袖口的绣饰，和杯中的酒交相辉映。当时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将这次授衔和酒会的全过程，都拍摄了下来。

在怀仁堂的休息室里，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追溯着历史。

“元帅阁下，”陈毅问贺龙，“当初你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要当元帅？”“元帅？”贺龙用手把胡子一摸，“我连这是第一枪都没想到，我只想怎么打好这一枪。”

叶剑英问陈毅：“要是叶军长还健在，贵军就出两个元帅，不是吗？”“不！”陈毅爽朗的笑声中带着严肃的口气，“要是他还健在，我就把这元帅的桂冠奉送给他。那时，在十大元帅中就有两个叶帅倒是真的。”

当周恩来走向元帅们时，陈毅故意向他敬了军礼：“周副主席！”叶剑英则叫周恩来：“我们的总参谋长。”贺龙纠正说：“他应是未授军衔的元帅。”周恩来听了，仰天大笑，摆手道：“不，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北京的授衔仪式结束后，各大军区也先后举行了授衔仪式。

1955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国庆大检阅。当身着佩戴上了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兵符号标志新军装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威武亮相时，数十万人顿时一片欢腾。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实行军衔制是“我国武装力量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措施”；《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也分别发表了题为《人民解放军的大喜事》、《把荣誉授予敬爱的人》的社论。

1955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全军实行军衔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民解放军官兵，以严整威武的英姿，展现在世人面前，在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来源：《党史博览》作者 欧阳青 责任编辑 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