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角度回顾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伦敦雾：一部演变史》

在19 世纪最具毁灭性的大雾爆发的1873 年，神智论者（theosophist） 爱德华·梅特兰（Edward Maitland，1824-1897）出版了一部小说，从未来的角度回顾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如今，你看到我们宽敞整洁的房屋，装修雅致，亲密而有序地坐落在一起，就会想起过去的岁月：那时候，鸟儿飞过城镇上空都会被窒息感所挫败；那时候，每座房子都是一座火山，每根烟囱都是一个火山口；它们永不停息地喷发着火光和浓烟， 把天空染成华丽而颓废的颜色，注满了黑暗和毒气。" 这个虚构的叙述者回忆道，自从19 世纪70 年代早期，煤储量便日渐短缺，人们开始寻找替代性能源，终于"找回了最新鲜的空气和最安稳的睡眠，原先那众所周知的 “伦敦黑” 终于不再来沾污人们的衣服"。

梅特兰想象的图景不久便实现了，甚至比他本人预计的还要早。伦敦从来不是一个有"最安稳的睡眠"的地方，但是在20 世纪初，雾已然没有那么频繁和浓密了。这一改进的主要原因还是19 世纪80 年代-伦敦雾的巅峰时期-关于其成因的持续不断的激烈辩论。那时，伦敦和其他地方的雾的频率和浓度一再给人们敲响警钟。眼科医生、医学杂志作者以及公共卫生事业活动家欧内斯特·哈特（Ernest Hart，1835-1898）， 关注城市底层健康和生存状况的社会改革家奥克塔维娅·希尔（Octavia Hill，1838-1912），这两人联手展开了一场清洁首都空气的舆论战。希尔强烈呼吁在城市内提供一些开放空间-所谓"伦敦的肺"，比如汉普特斯西斯公园-并强调"绿色地带"（green belt）的概念，意指在首都周边的乡村地区。她也是约翰·罗斯金的朋友，后者同样关心黑暗污浊的空气对于穷人的道德和社会条件方面的影响。1880 年，希尔和时任《英国医学杂志》编辑的哈特，共同致力于建立"烟雾委员会"（Fog and Smoke Committee）。

根据这场运动的其他支持者的记载，当时烟雾对于健康的严重危害不仅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居民，而且已经影响到伦敦的国际地位。米斯郡第12 任伯爵雷金纳德·布拉巴宗（Reginald Brabazon， twelfth Earl of Meath，1841-1929）曾任外交官，也是一位爱国者（他发明了"帝国日"），为关怀穷人的社会慈善工作而奔走。他代表着当时越来越多的帝国主义狂热分子，然而在1887年，他意识到雾在削弱伦敦人的体格，降低他们在军事上的能力。当英国在第二次布尔战争（Boer War）中屡遭挫败时，布拉巴宗提出严厉的警告，认为许多义务兵其实根本不应该进入军队，因为他们的身体实在太弱了。他呼吁人们必须加倍努力，把空气污染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委员会派出了多名调查员前往各个工业厂区调查工厂烟囱的排烟情况，尽力落实帕默斯顿勋爵及其后继者提出的各项法案。调查员随时随地带着他们的得力助手-新款的更加精确的测量仪器，能够测量空气中烟灰的密度和建筑物上二氧化硫的沉积。然而，随着烟雾委员会的成立，人们对主要空气污染源的关注点第一次从工厂转向了家庭。委员会认为立法限制家庭排烟并不实际，减排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大宣传，而不是威廉·麦金农在19世纪40年代执行的国会路线（实际上，一位政府官员就建议"立法不应操之过急"）。委员会汇集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专家，撰写了一份关于烟雾成因的报告；它还在伦敦市长官邸（London's Mansion House）组织了一次公众会议，出席者包括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主席阿伯丁伯爵（Earl of Aberdeen），以及英国医学会（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并且委员会确保这一切活动都由《泰晤士报》面向公众宣传。

循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作风，委员会还举办了一次"清除烟雾展览"（Smoke Abatement Exhibition）。展览于1881年11月30日在南肯辛顿揭幕，有230件展品，大多是家用煤炉的除烟装置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说明文章，吸引了116000 名参观者；展览结束后，另一个类似的社会组织"曼彻斯特及索尔福德有毒气体消除协会"（the Manchester and Salford Noxious Vapours Abatement Association）又邀请它去曼彻斯特再展一次。这场展览有力地向民众宣传了烟尘污染的危害，1882 年1 月18 日和2 月3-4 日的两场大雾也间接支持了展览：其间法庭审判都一度被中止，因为证人找不到去往法庭的路；剧院演出也被取消，因为大雾钻进了房屋"以至于观众和演员互相都看不见"。

展览取得了一些成效。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南肯辛顿的一家公司卖出了14000 套烧无烟煤的廉价封闭式煤炉。然而欧陆风格的炉子不能透出明亮的火焰，不能制造出家庭壁炉的温馨感，所以总的来说在英国接受度还是不高。与此同时，"烟雾委员会"变身为"英国除烟机构" （National Smoke Abatement Institution，1889 年起更名为"英国国民除烟协会"），继续组织公众集会，并力争成为一个烟雾污染方面的国家级调查委员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其他活动者的参与下，斯特拉森顿和坎贝尔的勋爵（Lord Strathenden and Campbell）在上议院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加强地方权力对家庭排烟的管控。这位爵爷抱怨"普通的炉火只对一小圈围坐周边的人有意义"，没理由对这种自私行为坐视不理。他还假设如果大雾继续恶化，人们或许将彻底放弃伦敦城，转向其他地方建都-这一建议很符合当时关于雾的启示录式的文学话语，不过却与他刚批评的"自私行为"有些矛盾。

无论如何，他的提案通过了第二轮讨论，却流产于政府的不作为；而更多的类似提案前赴后继，到1892年，他已经努力了10次。这些议案没有实行主要是由于公众的意见以及立法机构中相当比例的反对者，他们担心用无烟煤取代一般的煤炭会提高用火的成本，也反对政府调查员干涉人们在自己家里怎么做。一位优秀的工程师提出，他们就是想要"一个开放的、可以添柴拨火的、温馨惬意的炉子"。更加耐人寻味的举措是1891年的《公共卫生法案（伦敦）》，它要求工厂自行处理烟尘，声称"排放一点儿黑烟都会被视作一种妨害行为"。不过，1907年，切尔西区议会起诉一家地铁公司发电站排烟，公司却以烟是棕色而非黑色，成功地自我辩护。

被激怒的英国国民除烟协会向国会提出新的立法要求，并也获得了通过，然而在铁路、商会（Chambers of Commerce）、煤气和电力公司等代表的反对下，法案又一次成了空文。剑桥郡（Cambridgeshire）的伊恩·奥尼尔（Ian O'Neill）在家中发现了有关他祖母哈丽雅特·伊丽莎·斯洛普（Harriet Eliza Slope，生于1876年）的详细记录。斯洛普曾住在伦敦一个大型铁路枢纽附近："她经营着一家餐馆，位于铁路枢纽下风口一百码远。在那里，高架铁路纵横交织，火车蒸汽机排放的烟雾与家庭、工厂的烟雾混合在一起。几年之内，她的健康急转直下，以至于到了必须使用轮椅的程度。最后，鉴于她日益恶化的身体状况，医生建议我祖父让她搬到远离烟尘的地方，否则她将不久于人世。" 1910年，斯洛普一家搬到苏塞克斯（Sussex）的霍夫（Hove）。6个月之后，哈丽雅特完全恢复了健康。

在减少伦敦雾爆发的频率上，1891年的《公共卫生法案》的确发挥了一些实际作用。1898年11月，一场特别刺鼻、又浓又黑的烟雾"自周四上午10 点钟开始，降临到城市大部分地区，天色暗到无法阅读"。这场雾在《泰晤士报》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地方政府的不作为再一次广受批评。在这次舆论风潮中，真正具有行动力的是威廉·里士满爵士（Sir William Richmond，1842-1921）。作为优秀的艺术家，他认为伦敦的烟雾是他艺术事业的障碍，更不用说他对所有人的更广泛的悲悯。里士满是一位出色的肖像画家，但他同时也致力于绘制彩色玻璃，他设计的玻璃马赛克贴满了圣保罗大教堂-一座备受烟雾摧残的建筑-的拱肩和合唱台。在第一封给《泰晤士报》的信中，他指出："法律写得清清楚楚，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去落实它。" 

在其他更有经验的活动家-比如罗洛·罗素-的支持下，1899 年，里士满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煤烟清除协会"（the Coal Smoke Abatement Society），宗旨是"使1891 年《公共卫生法案》中已有的关于烟雾的法律得以最大程度的落实"。 协会开设课程培训司炉工，动员地方纳税人，向政府施压，要求严惩违法行为；协会还派出一个专门的调查员记录工厂烟囱的排烟情况。从1899 年5 月到11 月，调查员统计出，平均一小时内有10 分钟以上的时间，500 处黑烟在同时排放。地方政府对60 起案件进行了查处，其中23 起由于工厂老板的配合而当即解决，还有起最后被公诉至法庭，罚款200 英镑。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并不情愿真正去整顿乃至起诉，虽然罚款数额也谈不上有什么威慑，但是这些治理行动还是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协会的种种活动进一步强化了1891 年法案原本就有的深远影响。1904年，气象局（Meteorological Office）观测总结道：雾天自1890年以来稳步减少；1900年是1871年以来雾天最少的年份，仅有20天；1901和1902年每年有40天，1903年则不到30天。相形之下，19世纪80年代每年的雾天高达60天以上。1886年，伦敦高达86天有雾，1887年也有83天。而到了1905年、1906年和1908年，这个数字已经不到20。1910年，《泰晤士报》报道了伦敦冬季日照总量在过去的10年中上升了40%。气象局把雾天的降低归功于煤烟清除协会，是它让1891年的法案落到了实处。协会的调查员促使68家工厂改进了原先粗放的排污模式。还有，许多家庭也采用燃烧率更高的炉子，也许更重要的是煤气灶在工人阶级中的快速普及，它取代了厨房中传统的煤炉。

根据1899年的一则报道，自1895年以来，共有超过15万户工人家庭配备了煤气，伦敦一家公司出租的煤气灶和煤气炉"一个挨一个，可以从查令十字车站排到布赖顿（Brighton）的西码头再排回来，来回100英里"。煤气炉灶更有效率，更方便操作，也更美观，更容易清洁。到"一战"爆发时，这种炉灶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根据煤烟清除协会的统计，到1910年，"伦敦已有超过75万个煤气灶，对于减少厨房烟尘排放具有重大意义"。而工业也开始逐渐撤出城市中心地带，迁往郊区，甚至更远的地方。最后，在城市中的小型工厂和作坊里，电动机器取代了靠燃煤蒸汽驱动的机器。还有观察者指出，伦敦的西风有所减少，故而笼罩整个城市的水汽也就少多了。与此同时，根据某些人的观测，这一时期冬季更多风，也打破了构成"伦敦特色"所需要的自然条件。

除了频率，雾的浓度也在降低。1899 年，一篇文章指出，最近一次雾"只是微微地接近'豌豆汤'的颜色，而曾经屡屡吞没伦敦的埃及式黑暗，几乎不再发生了"。 1901 年，库克森爵士（Sir C. A. Cookson）指出"空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我们有水雾的天数还是高于正常值，但再也没有黑雾了-那种每年冬季都令我们陷入灾难的黑雾。" 20 世纪30 年代早期，曼彻斯特公共卫生部门的技术与化学顾问R. 莫顿·罗（R. Morton Rowe）后知后觉地回顾世纪之交，发现工业污染源的减少让伦敦雾也逐渐改变了色调：

"30 年前，雾是彻底的黑色。据我所知，中午的天色黑得就像深夜，连路面都看不清。今天，雾的特点变化了-它们更偏黄，而非浓密的黑。但另一方面，我倾向于认为，它们的毒性还是同黑雾一样。过去的雾发黑是因为它们含碳，而今天的黄雾更体现出家庭排烟的特点。" 

伦敦雾已经从19 世纪80 年代的顶点逐渐回落，似乎不再那么令人讨厌。然而，这并不能阻止爱德华时代的作家们继续运用这个隐喻-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一样；只是作家们感知雾的方式开始转变，尤其是进入新的世纪，面对新的危机，社会的关注和忧虑也发生了变化。

（实习编辑 余姣 责任编辑 罗晓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