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向南极② | 杨元德：五赴南极 曾差点掉入冰裂缝

2024年4月16日，“雪龙2”号极地考察破冰船顺利停靠在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宣告中国第40次南极科考队圆满完成任务。

2024年是我国极地科考40周年。从被《南极条约》大会“请”出场外喝咖啡，到把第一面五星红旗插在南极，再到在南极冰盖之巅建立考察站……40年来，中国正一步步迈向极地考察强国之列。

从1984年首次中国南极考察开始，武汉大学先后选派近200人次参加中国40次南极科学考察和17次北极科学考察，是国内参加极地考察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

在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之际，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云新闻联合武汉大学策划推出系列报道《40年，向南极》，讲述武汉大学历届极地科考队员们的故事。今天推出第二篇《杨元德：五赴南极 曾差点掉入冰裂缝》。

南极有什么？除了冰川、雪山、鲸鱼、企鹅、极光，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元德还特别指出，那里有科考站、破冰船、雪地车、固定翼飞机......其中，还有不少“中国造”。42岁，五赴南极，让这位“老极地人”最开心的，就是能够见证国家南极科考实力从弱到强。

说科研：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第一次前往南极时还在读博士，当时先去了相对较‘边缘’一点的长城站，负责建立GPS卫星常年跟踪站，那里的设施更完善，环境不像核心地区那么恶劣，后来逐渐深入南极，向高海拔处进发，才感觉越来越艰苦。”

2008年10月20日，由于成绩优异，正在读博的杨元德经推荐和选拔，成为中国第25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员，踏上了探索南极的征程。初到南极长城站，虽然舟车劳顿、寒风刺骨，但处处都是惊喜，清澈的天空、松软的积雪、绵延的冰川、罕见的动物……眼前的景象犹如打开新世界。“在长城站对面，还有一个企鹅岛，中间的路潮水上涨就会被淹没，我每次都是挑着时机去对面观察潮汐，很有趣。”

工作中的杨元德教授

第27次、第29次、第35次，随后的这3次中国南极科考，杨元德都随队前往昆仑站进行科考，主要研究冰川。随着队伍深入“腹部”，南极的残酷逐渐显现。“每次都要经过数周航行，队伍先抵达中山站，再开车前往海拔4000多米高的昆仑站。”这里气温极低，风雪肆虐，挑战也更加严峻。

杨元德教授在南极工作 户外紫外线尤为强烈

“从中山站往昆仑站走，晚上就睡在雪地车上。每天早上醒来滴水成冰，在检查车辆时，稍有不慎手就会与铁皮黏在一起，冻伤更是家常便饭。到昆仑站后更冷，温度降到零下四五十度，在外面工作一小会儿，手指就能被冻僵，眼睛也会被寒风吹得‘泪流不止’，眉毛上结有一层厚厚的冰碴，为了不影响工作，我们甚至不戴手套和面罩。”杨元德的身上，有不少南极留下的痕迹，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他稍显黢黑的皮肤。“南极的紫外线也非常强烈，对皮肤损伤很大，就算穿戴齐全，抹了厚厚的防晒霜，皮肤还是会晒伤，有人半天就蜕了两层皮。”

吃饭、赶路、扎营，杨元德告诉记者，每天的生活节奏单调又紧张，除了白雪、蓝天和红车，再也看不到其他色彩。一路上，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不适。由于水源有限，大家每天只能用热毛巾擦拭身体，“第二次去南极，从出发到返回中山站，我们45天没有洗澡。”

杨元德教授经历“南极大冒险”

更危险的，是深不见底的冰裂隙。第29次南极科考，杨元德和队友在运送完物资的返程途中，本来走得很顺利，司机突然大叫一声“不好”后，大家还没反应过来，车头就猛地一斜，扑通一声陷了下去。他回忆，“当时立刻跳车求援，往回走了不到10米，脚下一空，我也踩空陷了下去，还好反应快，用手臂紧紧撑住了两侧的冰雪。”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杨元德仍有些后怕。

与天斗、与地斗，最难莫过与自己斗。南极科考，大多选在每年11月到来年的3月，大部分时间都是极昼，这十分考验大家的“自我管理”能力，到点工作、到点睡觉、相互监督，只有严格按照时间表，才能防止生物钟紊乱，从而影响工作。

杨元德教授在户外进行勘测工作

所幸“无限风光在险峰”，种种冒险后来都有了收获。第29次南极科考中，杨元德在昆仑站建立起第一个冰川运动监测GPS卫星常年跟踪站；2022年，杨元德在国内顶尖期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第35次南极科考时，他在南极内陆冰盖测得的全球首份长距离高精度绝对重力值的论文，这是国际上首次深入到南极内陆开展的冰面重力测量，并且获得了1240km测线上的14个绝对重力和重力梯度以及冰面高程数据，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杨元德直言，往往老天最大的奖赏，都会以考验的形式出现。每次科考都会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作为科考队员，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

论变化：五赴南极，“中国造”越来越多！

2022年10月26日，杨元德作为中国第39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员第五次奔赴南极，这次他到的是中山站，条件比在昆仑站好了不少，保障配套更加完善。

回顾五次南极科考，杨元德最开心的，就是能够见证国家科考基础设施建设的显著增强与科研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首先就是电话好打了。”杨元德回忆，科考之初，通信条件特别艰苦，为了给家里打一通电话，他要步行一个多小时，从长城站走到邻近的智利站，去打几美金一分钟的国际电话，更别提上网了，和国内长期处于“脱节”状态。而后再去，在站里就可以打上海市话，网络也变得畅通无阻。后勤方面，装航空煤油的容器从油桶变成了油囊、油罐；平时新鲜时蔬很难吃上，如今，长城站、中山站等都有了温室，可以采用无土栽培技术进行时蔬种植，冰天雪地，也能看到结果开花。

“国之重器” 雪龙2号

其次，是南极的“中国造”越来越多。过去，科考所需的船舶、飞机等都是靠买靠租，如今通通都是中国制造。比如破冰能力极强的雪龙Ⅱ号，自主可控的北斗定位系统……中国极地科考的科研设备越来越先进，周边的科考站甚至用起了“中国造”的无人机。

秦岭站

其中最重要的“中国造”，是科考站。从长城站到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再到崭新的秦岭站，如今，中国在南极有5座科考站，建站数量已经升至了全球第四。“40年前，中国第一次参加南极国际会议时，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科考站，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表决时被请出会议室‘喝咖啡’。这曾让老一辈科学家，悲愤交加。40年后，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就是第一梯队。”杨元德激动地说道。

谈希望：期待南极科研的火炬代代传递

4月10日，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圆满完成考察任务，全部返回国内。此行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秦岭站的建成。

说起这座新站，杨元德满怀期待。“我们之前的科考站主要都建在冰川上，研究主要集中于冰川观测。这次新的科考站可以更加系统地开展海气之间的观测等，相信在其中必定会有许多新的收获。”

在南极工作的杨元德教授

未来，杨元德还将坚守极地科考的第一线，将在国内充分验证和完善的科研理念与手段，带去南极实施。当然，他也希望，能吸引更多新生的力量，加入南极的研究中。“我去南极纯粹是受我的老师——鄂栋臣教授的感召，也希望吸引更多的同学了解南极，走近南极，与我们携手书写武大南极科考的辉煌篇章，确保南极科研的火炬能够代代传递。”

杨元德所在的武汉大学自1984年起便参与了南北极科学考察工作，近四十年来栉风沐雨，与国家一道奋进，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去年还得到了来自总书记的回信肯定。

“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扎根在这片冰雪世界，为国科研的决心，大大鼓舞了我们整个南极中心的士气。”杨元德说，他希望总书记的关注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南极科研，也能鞭策极地科研工作者继续前进，不断争取在之前的成绩上更进一步。“拿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豪情，去为中国的南极研究做出突出贡献，挖掘这座人类宝库的更多奥秘，为千秋万代谋福祉。”

（长江云新闻记者 张益恒 王宇 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