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云

中共一大代表里为什么湖北人最多？

2021-07-07 10: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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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这九人里面，有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我和董必武……”

△《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

在湖北省档案馆

珍藏着一份1936年记录的

陈潭秋关于《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

这份回忆录

非常翔实全面地记录了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召开的全过程和诸多细节

具有突出的史料价值

湖北省档案馆王涛：“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是他作为一大亲历者的回忆，里面详细记载了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主要代表以及会议争论焦点，是国内最权威、最全面回忆中共一大的文献。”

陈潭秋，湖北黄冈陈策楼人，兄妹十人，他排行老七。陈潭秋五哥陈树三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对少年陈潭秋的影响最大。他亲手将陈潭秋头上的长辫子剪去，送他去读书，还时常给陈潭秋讲些革命故事。

在五哥的影响下，一颗革命的“种子”悄然在陈潭秋心中种下。1916年，20岁的陈潭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大量进步书刊，而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中。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研究员高万娥：“他渴望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正是怀着这种强烈的愿望，他与武汉地区学生参观团的同学们一起，去了上海。”

△1916年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一年级学生合影（后排右三为陈潭秋）

1919年6月，绿荫掩映的上海霞飞路渔阳里，湖北善后公会机关就栖身在街巷的尽头。在这里，陈潭秋第一次见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革命引路人，长他十岁的黄冈老乡董必武，两人一见如故。彼时，董必武与从日本学成归来，大力宣扬马列主义思想的湖北潜江人李汉俊交往密切。三人很快成为有着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密友。董必武与陈潭秋商定，回鄂后“办报纸，办学校，鼓吹革命，教育青年”。

△陈潭秋故居纪念馆中的陈潭秋雕像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研究员高万娥：“他们回武汉创办了武汉中学。1920年3月，武汉中学正式开学，董必武、陈潭秋亲自任教。以他们为中心、以武汉中学为据点，很快聚集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

距离武汉中学数百米远的武昌民主路443号，100多年前是香火旺盛的龙神庙。1920年的一天，在寺庙的香烟缭绕、浅吟低诵中，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悄悄成立了。参加的有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研究员高万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积极开展自身建设，领导青年学生运动，组织工人开展斗争，揭开了武汉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到中共一大召开时，武汉拥有党员8名，人数仅次于北京、上海，占全国58名早期党员的13.8%。”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官网）

1921年7月23日，湿热空气笼罩着夜幕下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处老宅子（今兴业路76号），18平米的会客厅里，窗幔低垂，13位中共代表与2位共产国际代表围坐在一张大长方桌前，掀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序幕。

一个伟大的政党诞生了！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国清：“会议期间，李汉俊、刘仁静还担任大会的翻译和译文工作。会前，李汉俊受陈独秀的委托为会议起草了党纲。大会休会参加一大党纲的起草工作和成立宣言的时候，李汉俊、董必武、刘仁静都是湖北籍的人。会议结束以后，李汉俊、董必武共同起草了向共产国际做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

13位代表中，有5位湖北人：上海代表李汉俊、北京代表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与陈独秀私交甚密，当时在武汉当记者的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托，也作为其私人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国清：“为什么一大湖北籍的人士最多？政治上讲，湖北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最先吹响埋葬封建帝制的号角，湖北人民人心倾向革命；文化上，荆楚大地积淀了求学救国以及追求新文化、新科学的文化氛围、各种新思潮；经济原因，当时的武汉仅次于上海，是全国第二大产业中心，新型的无产阶级迫切要求走向政治舞台。”

跨越百年，如今的武昌民主路443号，古老的房檐下挂着现代化的广告招牌，这里已成为武汉市民主路的广告制作市场。

市场总经理张孟清：“经常有人在我们这里拍照。有一天，一个（拍照的）大学生说，‘湖北第一颗革命的种子就在这个地方’。我当时听了特别感动，陡然觉得他净化了我对革命、对共产党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