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死刑案件办理中实现“救心”与“传道”？武汉检察这样做

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并谈到适用这项制度是为更好地“救心”“传道”。

在重罪案件中，当事双方往往矛盾尖锐，被害人亲属要求严惩罪犯的愿望强烈，而被告人出于求生心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存在抗拒心理。面对这样的情况，检察人员如何推进认罪认罚工作，在办理重罪案件中实现“救心”与“传道”？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办案实践总结经验，给出了答案。

用人情理法教化人心

“以前办重罪案件，更侧重严惩罪犯，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不太重视。直到办理肖某抢劫案时，我才领悟到化解矛盾与积怨，让被告人真心知错才是司法办案的最终目的。”2月26日，在武汉市检察院检察二部的案件总结会上，检察官李文清说道。

疫情居家期间，被告人肖某接触到赌博网站，很快上瘾并欠下巨额赌债。为偿还债务，他冒充防疫人员潜入某小区，趁被害人独自在家时入室抢劫并致使被害人死亡，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六十余万元。

2020年5月12日，此案移送武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承办检察官在办案中着手开展认罪认罚工作。一开始，肖某自知罪恶深重难逃一死，坚决不愿配合认罪认罚工作。

2020年5月22日，该院以抢劫罪对肖某提起公诉后依旧没有放弃向肖某释法说理，多次就认罪认罚的积极意义与其沟通。渐渐地，肖某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严重触犯法律，不仅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也给被害人及自己的家庭带来巨大伤害，悔罪之心日渐强烈。

2020年6月5日，肖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以期宽慰被害人家人、平息矛盾与仇恨，也希望能减轻父母及子女在精神上的负面影响。

该案于2021年1月13日宣判，肖某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未上诉，法庭上肖某向被害人家属深深鞠躬致歉。

时刻坚守法律原则与底线

2020年2月20日，被告人童某因琐事与被害人发生争执。争吵打斗中，被害人及其妻女被童某刺伤，经送医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案发后童某主动拨打了120并报警投案。

审查起诉期间，市院承办检察官耐心细致地结合案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认罪认罚的意义、利害关系以及不予从宽的理由和依据向童某充分的释法说理。

童某与被害人既是同乡，又是远亲，他深知自己的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十分后悔，在思想反复煎熬后，童某接受了检察官的意见，自愿认罪认罚并表示愿意积极赔偿。

虽然案发后童某确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及积极赔偿等情节，但被告人在疫情防控期间故意杀人，严重妨害社会秩序，且造成了一家三口死亡的严重后果，再从宽也不能脱离法律的严厉制裁。因此，检察机关提出了判处死刑的量刑建议，童某表示理解、同意并在律师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1月4日，此案开庭审理（暂未宣判）。法庭上童某跪地向被害人家属频频磕头致歉，额头上深深的红印映射出一颗真诚的悔罪之心。

“我们办案必须时刻牢记法律原则，恪守法律底线，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作出合适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后的意义，是让被告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化解矛盾以宽慰被害人。”承办检察官喻涛说。

发挥好辩护律师的介入作用

2020年9月27日晚，被告人余某醉酒回家途中，经过被害人家门口，因说话声音大打扰到被害人一家休息，双方起了冲突且矛盾持续升级，期间余某被被害人打伤左脸和腹部，气愤之下携刀刺伤了被害人及其父母，致使三人死亡。

2020年12月22日，此案移送至武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第一次提讯时，余某对认罪认罚工作有强烈抵触情绪，辩称被害人打伤自己有错在先，本意也不想伤害被害人父母，但二人参与打斗，自己才还击。

考虑到被告人更信任辩护律师，承办检察官便主动联系律师介入认罪认罚工作，并向其沟通余某的顾虑，同时就余某认罪认罚的意义和是否从宽等问题充分交换意见。

在辩护律师的介入下，余某对认罪认罚的刑事政策逐渐不再抵触。加之检察官多次向余某释法说理，最终余某认识到自己的过激行为确实造成了严重后果，真心悔罪，遂在律师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月10日，市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余某提起公诉（目前该案尚未开庭）。

“在办理这类死刑案件时，如果能重视与辩护律师的沟通，让律师充分参与介入到认罪认罚工作中来，被告人的抵触情绪会少很多，我们后续释法说理也就更顺畅。”承办检察官熊玉桥说。

据该院检察二部主任尹恒介绍，2021年1-2月，武汉市检察机关重罪案件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率达89%，比去年同期高18个百分点。

“希望通过死刑案件认罪认罚工作的分享，更多人能理解支持这项制度，明白它背后的价值所在，也希望检察人员在今后的办案中主动适用，将这项‘救心’‘传道’的好制度落得更好。”尹恒说。

（湖北台记者 李丹琼 通讯员 花耀兰 李雪 实习编辑 张煜）